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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士們頂著光緒皇帝的牌位，旁邊則用大字寫著光緒皇帝曾經頒佈的上諭“川路仍歸商辦”，眾人走上街頭，據理力爭（借用已故皇帝的牌位和聖旨，足見前人極有策略，後人當自嘆弗如）。

成都的罷課罷市之風傳開後，很快發展成全省規模的抗糧抗捐，部分地區甚至發生搗毀巡警局的事件，局勢一步步走向失控。清廷得知後，極為震怒，將四川總督王人文罷免，調素有“屠夫”之名的趙爾豐入川。面對朝廷“嚴厲彈壓、毋任囂張”的朝旨和先帝亡靈的牌位，趙爾豐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勢並無絲毫的好轉，而此時的朝廷也已經失去耐心，督辦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被命帶兵前往四川。

嚴令之下，趙爾豐為保自己前程，他於9月7日設法誘拘了保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蒲殿俊、羅倫、張瀾等十餘人，同時又查封了保路同志會和川路公司及相關的報刊，試圖平息事態。隨後，趙爾豐又貼出告示，命令成都商民“即速開市，守分營生，如若聚眾入署，格殺勿論”。

但是，趙爾豐的恐嚇並沒有生效。就在告示貼出的當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緒皇帝的靈牌，將總督衙門團團圍住，要求釋放蒲殿俊等人。群情洶湧之下，總督衙門已成風口浪尖，民眾激越的呼喊聲和人群的陣陣湧動，令荷槍實彈的總督衛隊都為之冒汗（這種局面，十有*要失控）。

此時的趙爾豐正在後堂，焦慮萬分又束手無策。在掂量了許久之後，趙爾豐斷然下令：開槍！一時間，督署門口槍聲大作，請願民眾一片驚慌，頓時陷入混亂和血泊之中。隨後，趙爾豐又令馬隊出擊，徹底驅散人群，當時被踐踏者不計其數。

在這場震驚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五十多名無辜百姓被槍殺或踐踏而死，其中年紀最大的73歲，最小的只有15歲。事後，這些死難者被誣為“亂黨”。血案之後，同盟會員龍鳴劍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塊，上書“趙爾豐先捕蒲、羅諸公，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紙後分投江中，用這種極具創造力的“水電報”將訊息傳遍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會聞訊後紛紛展開行動，成都附近的同志軍（以哥老會為主）甚至在次日便進攻成都。七、八天後，各地逼近成都的起義軍達一、二十萬之眾，將成都圍了個水洩不通。趙爾豐既要防內，又要攻外，顧此失彼，狼狽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面對四川的危局，清廷隨後飭令鄂、湘等６省援軍赴川*。同時，清廷還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並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速入四川，會同辦理剿撫事宜。但是，受命的官員們對控制四川危局毫無信心，被責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願去蹚四川這趟渾水。趙爾豐無奈之下，將蒲殿俊等人全部釋放，但也不足以挽回危局。

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等人奪取榮縣宣佈獨立；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由此，辛亥革命的大幕緩緩拉開，而大清王朝已經步入了倒計時。

《民國往事》：連載十

六、武昌樓上風雲起

六、武昌樓上風雲起

由於四川的局勢並無好轉的跡象，清廷決定調派湖北新軍入川，這卻又為準備已久的武昌起義拉響了導火索。

湖北當時主要有兩個革命團體，一個是共進會，一個是文學社。共進會是同盟會分化而來的外圍組織，由長江中游數省的同盟會員如湖北的孫武、湖南的焦達峰、江西的鄧文翬等人組成。共進會自稱是同盟會的“行動隊”，他們主要聯絡會黨與新軍，準備在長江中游伺機起事。

當時湖北新軍中也有一個類似的革命團體，這便是文學社。文學社和文學基本不搭界，它其實是革命黨在新軍士兵中發展出來的一個組織，原名群治學社，後來改為振武學社，由於活動被發現，最後改名為文學社，以掩人耳目。文學社以蔣翊武、劉復基等人為骨幹力量，他們在湖北新軍中發展了上千人，比共進會還要多一倍。在起義前，這兩個組織所能影響到的力量已經佔到了湖北新軍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條件非常有利。

四川保路運動爆發後，共進會和文學社決定進行合作，共舉大事。正當他們周密部署的時候，清廷命湖北新軍入川的訊息傳來，共進會和文學社開會後決定提前舉行起義，時間就定在10月6日（也就是農曆中秋節）那天。會上，文學社的蔣翊武被推為軍事總指揮，共進會的孫武則被推為軍務部長。

會議過後，“八月十五殺韃子”的訊息在當地不脛而走，當地一份小報甚至公然宣稱革命黨要在中秋起事（倒不是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