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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侷限性而作出的結論，並無階級鬥爭方面的惡意，科技史上的這種“科學的誤解”也是不勝列舉的，因而大慶油田開發時曾引發出的對“中國貧油論”的批判。目前，我國石油地質界對此看法已取得了以上的共識。

三十年代，那位跟隨翁文灝首次考察玉門油礦的中國經濟地質學奠基人謝家榮，根據中國石油地質的分佈情況，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非海相生油”的觀點。1941年，同為翁文灝門下的潘鍾祥在美國留學期間，根據在祖國的地質實踐，發表了“非海相生油”的論文，第一次向世界宣佈了“陸相生油論”的誕生。幾乎在同一時間，繼翁文灝之後擔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為玉門油礦地質工作傾盡心力的黃汲清，在祖國組織地質調查隊，對以玉門為重點的河西走廊和新疆的石油地質進行調查，歸來後，根據調查結果提出了更為周密的古大陸上湖泊沉積物中的有機質也可生化出石油的“陸相生油論”。其後不久，自中央地質調查所調往玉門油礦工作的後任新中國石油工業第一任總地質師的陳賁，根據玉門油礦的地質資料，於1945年在我國權威的《地質評論》上發表了“陸相生油”的論文。新中國成立後，擔任地質部總工程師的謝家榮和擔任地質部地質局總工程師的黃汲清，根據他們所創立的“陸相生油”的理論，劃定和組織領導了對松遼平原的石油普查，從而發現了大慶油田，也使“陸相生油論”成為石油地質學的又一主流理論。

應該讓讀者知道的是，以上所列的四位“陸相生油論”的創立者，謝家榮、陳賁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於文革中自殺身亡；黃汲清作為有“右派傾向”的準右派，其後的十餘年均在責斥、壓抑中生活；解放後到大學做教授的潘鍾祥，文革初始便被批鬥，趕到幹校勞動。他們的“陸相生油”理論為中國的石油工業作出彪炳千秋的貢獻，他們的名字卻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被國人所知曉。

童憲章作為石油開發的專家，在向我介紹完“陸相生油論”後，自然談到了玉門油礦老一代知識分子對大慶油田的貢獻。他告訴我，在大慶會戰中，地質、鑽井、採油、規劃、基建、財務、水電、器材供應等部門的八大工程師，有七位來自玉門油礦。石油部指導大慶會戰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大部分來自玉門油礦。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玉門，就沒有大慶。

對這段歷史短短的回憶是至關重要的，它告訴了我們玉門油礦在我國石油工業史乃至我國現代工業史中的地位。

讀者是否還記得第二章引言中那位石油工業的老領導焦力人所提出的問題？是否可以和我一起，拂去歷史的塵埃，洗去明珠的汙垢，回答老人的問題了？

我相信讀者在讀了我對玉門油礦的歷史追述後，會認同下面的結論——

玉門油礦是英雄的油礦。它是中國人民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戰爭的炮火中建設起來的最大的戰時工業。

玉門油礦沒有美孚。縱觀中國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它是我國獨立自主建成的第一座現代化的重工業企業。

玉門油礦沒有官僚資本。它是以孫越崎為首的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懷著“實業救國”的理想，艱苦奮鬥建設起來的國有企業。

它是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它所造就的一大批石油英才，為中國石油工業雄視世界奠定了基礎，對中華民族未來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二十年後，大慶石油會戰中著名的八大工程師，有七位來自玉門。有18，000名玉門油田職工奔赴松遼平原參加了會戰。

五、六十年代，石油工業領導機構和新開發油田的總工程師、總地質師、技術骨幹，大部分來自老君廟。

截止1986年，玉門油礦先後共支援大慶、勝利、遼河、克拉瑪依、青海、長慶、吉林、四川、江漢、華北、河南、中原、江蘇、大港油田72，000名職工，裝置2100臺。

抗戰勝利後，金開英率一大批玉門技術骨幹赴臺灣接收高雄煉油廠，從一片廢墟中重建起一座現代化的石化企業。石化工業是臺灣近二十年經濟起飛的支柱，這座支柱的領導者均是老君廟走出來的人。

為此，著名詩人李季作詩云：“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玉門油礦的貢獻還在於，在我們民族史上，第一次以一個新興的現代化工業樹立起一種精神——愛國主義的奉獻精神，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任何困難壓不垮的拼搏精神，這就是老君廟精神。這是我們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鑄造的民族魂魄。

我們不能割斷民族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