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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傳統,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儘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鎮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準黑社會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麼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係。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後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準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係。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第4節: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4)
儘管破壞不那麼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後,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地農村計程車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後民國制度執行之際產生的——民國來了,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麼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生,有賴於現存秩序的穩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裡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裡,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後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後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炮、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並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並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纏…禁止纏足'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還不僅如此,辛亥之後,話劇叫文明戲,新式結婚叫文明結婚,放足叫文明腳,連腳踏車,都被叫做自由車。但是,民國之後,正如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倡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只是黨部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後,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很多在日本學了軍事的將領,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裝,筆挺精神,但平常卻喜歡長袍馬褂,甚至喜歡坐轎子,連上戰場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離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還相當遠。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第5節: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5)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間已經進來,而且總會生根,所差的,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易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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