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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歸為富裕人群更富裕”，反而好像是我們的經濟學家自己在那裡對號入座。

經濟學家應該善於發現現實中的問題，而不要無條件地當現實的辯護律師。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舉世公認，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來面對發展中的問題和外界的批評。世界銀行的報告，無疑對中國社會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當經濟發展良好時，社會對窮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財政盈餘，捨得花錢；富人錢包鼓了，捐贈也痛快。第二，中國的經濟技術含量不高，嚴重依賴低薪階層的簡單體力勞動。當一個經濟的簡單體力勞動的含量高，高技術的含量低時，窮人的機會應該比較多。但是，在這麼有利的條件下，為什麼政府和富裕階層沒有為窮人提供足夠的福利？為什麼急劇擴張的製造業沒有給最窮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機會？中國的人均收入，遠比美國和俄羅斯低，但根據基尼係數，貧富差距已經比這兩個國家大。這些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思考嗎？

“一些專家”或經濟學家無視這些問題，甚至臨時換專業，以歷史學家的口氣狡辯說，“從大歷史的程序觀察，任何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都要經歷一個‘受益不均’的階段，比如英國工業革命中的‘羊吃人’現象、歐州國家早年對非洲的殖民掠奪等等，都是明顯的例證。”言下之意，就是在當今的中國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進行“掠奪”。這等於用十八、十九世紀的道德標準，來規範二十一世紀的社會。這些專家怎麼不看看：日本戰後的經濟起飛，縮小而不是擴大了貧富差距。搶銀行可以致富，當金融專家也可以致富。我們的經濟學家，在教唆人們走哪條路？

貧富不均，對中國不僅是個政治挑戰，也是個經濟挑戰。主流經濟學家面對這種問題，總是會出來說：要讓市場解決問題，要先把餅做大，然後大家都有吃的。他們迴避的問題是：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餅不可能做大。市場經濟的祖師爺亞當·斯密在十八世紀就對中國經濟作出了這樣的診斷。就是被當今的主流經濟學家奉為市場經濟的教主的弗裡德曼，也提出過負進所得稅的構想。按照這一構想，窮人可以合法地從國家那裡領錢。亞當·斯密也好，弗裡德曼也好，他們鼓吹市場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競爭。財富過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壟斷，還怎麼充分競爭？

二百多年前，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是財富的中心。但亞當·斯密預言，中國已經富到頭了，不可能再有潛力發展。理由一是缺乏自由貿易，一是窮人毫無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對弱者的態度，檢驗著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而這一道德底線，也是健康的市場經濟的基礎。面臨歷史上最佳發展機會的中國，不要在這方面再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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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發展不能依靠人口紅利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經濟觀察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叫《什麼山上唱什麼歌》，鼓吹他的“襯衫換飛機”的經濟學。他提到許多人對“中國賣八億襯衫才能換回一駕空客”的事實感到痛心，並特別提到“更有一位自稱‘海外自由派’的美國華裔教授，跨洋越海發表了‘中國不能永遠給世界打工’的宣告。”在他看來，這些痛心疾首的看法表達的無非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

我不妨自報家門，宣告自己就是那位“海外自由派”。可惜周教授對我講的話未免有些斷章取義。我從來沒有反對過襯衫換空客。以中國目前的狀況，不用襯衫換用什麼換呢？我對歐美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同樣嗤之以鼻。我當然更不反對中國現在為世界打工。我強調的是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我兩年多前寫了《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的文章，後來同名的書也已經出版。不論是在文章還是書中，都沒有討論“襯衫換空客”的事情。我書中的核心主張是：中國的問題必須用充分的市場競爭來解決。要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就必須注意保護一般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即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權利。不能以惡化老百姓的生存和工作環境為代價來為大企業或外資“改善投資環境”。政府要像對待外資那樣對待老百姓的小小夫妻店，要像對待外賓那樣對待自己的公民。只有這樣，本土有競爭力的企業才能崛起，產業才會升級，中國人才不會“永遠”為世界打工。

我和周教授一樣相信市場，也為中國近年的經濟成就叫好。不過，我們看到的東西不同。周教授反覆論證的是現實的合理性。他是為現狀辯護的經濟學家。我則著重分析現實中的問題、在目前的繁榮中潛存的危機。換句話說，他是向後看的經濟學家，動不動就回首過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