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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老只是說錯話而已，你對他窮追猛打，似乎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敵人。”

你這段話裡有幾點我不同意。第一，公共辯論必須有公共性，不能因為熟人就採用雙重標準。茅老說錯了話，如果他自己出來承認，還可以另當別論。怎麼能因為是熟人就為他辯護，說他“只是說錯話而已”呢？這豈不是“化公為私”了嗎？他說錯了話，而且這種話影響非常大。在我看來，知名人士這樣的話說得太多，就降低了我們社會的道德標準。怎麼能因為是熟人就不管呢？話語權力是社會重要的權力資源，對人們日常生活有真實的影響。說話就是做事。為富人說話也就是為富人做事。傳統士大夫有這樣的觀念，彷彿天下就是他們幾個人的，別人沒有說話的份。這個規矩，非破不可。我部落格上有一篇《中國媒體的潛規則》，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

第二，茅老真是僅僅說錯話了嗎？我引用了他的文字，指出他把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關係。這是他的理論基礎。可惜這一理論卻缺乏事實的基礎。所以我才說所謂中國因為仇富窮了幾千年是編造的謊言。許多“主流”至今還認為，中國當今的貧富分化，是市場自由的結果，很正常。我的看法是，這種貧富分化，不過是容許把過去的政治不平等“自由兌換”成貨幣形式的結果，和市場的關係並不大。舉個例子，我有一篇發不出去的文章，引用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稱中國近幾年建造的房子在隔熱技術上有95％居然達不到中國自己的標準，結果是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費和空氣汙染。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建築工地，95％的房子偷工減料。這大概至少有幾百億上千億的價值吧？房地產商賺這麼多，也就不足為奇了。而我即使生活在美國，也碰到過在國內上訪過的人。她稱上訪者遠不像我想象的那樣簡單。所以全家一天到晚擔驚受怕。面對這樣的現實，茅老竟然覺得最緊迫的是為任志強說話！這是不是因為他們彼此是“很熟的人”呢？最近他在部落格貼出了2002年的一篇舊文，大概是要給自己辯護吧。文章大致是講“要讓窮人成為中產階級”，應該說是保護窮人的文章。其實，我同年還寫了一篇“富人論”，講的是“保護富人”的理由：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需要一些國際人才把西方後工業社會和中國的工業社會乃至前工業社會銜接起來。這些人在中國工作，但必須掙在全球有競爭力的工資，中國社會要學會對他們高收入的容忍。可惜問題是，幾年下來一看就明白，在中國發達的，主要不是這些人，而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這還能怪老百姓“仇富”嗎？你有權利利用你有的一切資源保護你的朋友，但不能發明“仇富”這樣的罪名透過給老百姓栽贓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茅老的理論，潛臺詞是窮人威脅著富人的利益。我當然要窮追猛打了。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說話”就是“做事”——答鄺海炎先生（3）

第三，我不認為“言語之爭”不會有什麼結果。儘管我被*，但是這場爭論正在產生結果。茅老如果改口說“保護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不再提“保護富人”，這至少就是一個進步。當然我還希望他能認識清楚：保護這些勤勞致富的人的利益，是保護他們不受政治權力的侵犯。老百姓並沒有侵犯他們，也沒有能力侵犯他們。老百姓當然也不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說老百姓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勞動富裕起來的人”，等於侮辱幾億老百姓。徐友漁的問題我看就在這裡。他和許多人，對於我批判他們“很熟的”人無法接受，覺得那是不厚道。但是，當他們這位“很熟的人”侮辱幾億老百姓時，他們就覺得無關緊要。這些現代士大夫，知道自己是老幾嗎？

以上是我幾點粗淺看法。再次感謝你的文章和你的來信。我覺得你的文章和信都涉及了許多實質性問題，對我很有價值。我也希望日後有更多的機會探討問題。不過，你來信自稱“後輩”，我不知道你“後”我多少。如果年輕，我勸你少去聽精英們的講演，少看八十年代遺老遺少們的東西（我自己也算個“遺少”了，同樣不值得你多看）。這些人大多是屬於知識和創造力破產的一代，再加上秉承士大夫自以為是的習性，實在不值得後輩浪費精力。還是好好學英文。人類文明如此豐富，在現今的中文中實在剩不下什麼了。在我看來，當今的中國從食品、玩具、空氣，一直到思想和語言文字，都是個嚴重汙染的地方，能擺脫就擺脫。至於我個人，天資凡庸，是棵沒有生長力的弱苗。在肥沃的土地上尚有生存的機會，到了貧瘠的土地上，則非枯萎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