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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臺灣後，儘管仍有極少數黑幫上層人物隨國民黨去臺，但失去了原有大陸黑社會勢力存在的環境，又與島內黑社會勢力無歷史淵源，與黑社會關係一度有所減弱。不過，國民黨當局未從根本上悔過，對黨的建設沒有進行深刻的改革，又重犯了用黑社會清除異己、控制政權的錯誤。１９８４年，轟動一時的“江南命案”，就是臺灣國民黨高層與情報局利用黑社會組織“竹聯幫”暗殺異己的最典型案例。這一事件，不僅揭示了國民黨與黑社會勢力的相互利用關係，而且對國民黨在臺統治影響深遠，打亂了國民黨政權的接班部署。

李登輝執政後，在民進黨的挑戰與選舉壓力下，不是進行制度更新，不是對黨的運作進行改革，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利用一切力量，特別是利用黑社會勢力參選，以鞏固政權，於是黑道紛紛步入政壇，成為政權體系的一部分，黑金政治一發不可收拾。有學者評論指出，“到了李登輝時代，他結合本地土豪劣紳，引進黑道勢力，掃除了蔣家權貴勢力，使中國國民黨變成了本土化的‘臺灣國民黨’，那些土豪劣紳、黑道大哥紛紛搖身變成正當的統治者之一。”

李登輝利用黑道來維持政權，與臺灣的政治生態變化也有直接關係。20世紀８０年代後期以來，臺灣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在野的民進黨成為一支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並透過選舉相繼奪取一些縣市的執政權，在各級議會的力量也逐漸上升，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不斷受到威脅。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國民黨當權派，為了維持統治地位，採取了“勝選至上”策略，提名地方派系人士、特定財團代表，或具有“實力”的黑道人物參與選舉各級政府首長或民意代表，為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開啟了一條通往政壇的通道，於是出現了“黑道治縣”、“黑道治鄉”、“黑道治國”的怪現象。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３日，《中國時報》發表的一篇社論指出：“黑道、金錢介入臺灣地方政治由來已久，於今尤烈。剖析其壯大過程，不能不說主政的國民黨當局必須負起相當的責任。當初島內政治轉型之時，當局為了展現基層民意支援力量，對抗黨內保守勢力，未加篩選地吸引、結納地方勢力與黑道人物，一時間‘狡狼型’的地方政客一躍而成為黨之棟樑；有前科背景的議長、副議長也成為重要的輔選支柱，於是乎黑白結盟，利益勾結，沆瀣一氣，遇有衝突則暴力相向，地方政局因此更加不堪聞問。”

可以說在蔣氏父子執政時期，儘管國民黨與黑社會勢力仍保持密切關係，但黑道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被控制在可容許的範圍之內，不能公開合作，也決不會讓其介入政治活動，更不會讓其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部分。但到李登輝時代，黑道勢力公然漂白坐大，紛紛進入權力機構，國民黨政權與黑道結盟的黑金政治逐漸形成。

黑道漂白大觀（1）

臺灣黑道入主政壇形成一套黑道漂白模式，即“先當兄弟，再當議員”。這些道上兄弟通常採取的辦法就是：運用地方勢力幫助國民黨進行選舉，以維持國民黨的執政地位；國民黨則提名協助選舉有“功”的黑道兄弟競選民意代表，於是一大批有黑道背景的人紛紛進入政壇。

黑道漂白的過程或步驟一般是，不少黑道先以參選村裡長為基礎，進而參選鄉鎮市民代表，並角逐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下一步便是爭取參選縣市議員；目標更大者便是爭取當選省議員與中央級民意代表。透過層層漂白，政壇黑道勢力越來越大，終於形成“黑道治國”的局面。

在地方基層選舉中，黑道漂白當選者比例甚高。在１９９４年基層村裡長、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中，黑道人物當選的比例相當高。據臺灣《自由時報》（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記者保守估計，這次地方選舉，有黑道背景的當選者至少超過150人，其中以臺中縣與臺南市黑道當選率最高，幾乎為百分之百，就是說只要黑道出面參選，一定當選。黑道當選人數以彰化縣最多，上屆更高達７０多人，本屆仍有５０人。據臺灣《新新聞週刊》報道，20世紀90年代末高雄市現任地方民意代表中，有黑道背景的包括張姓（屬七賢幫）、蔡姓（屬西北幫）、洪姓（屬聯宏幫）、許姓（屬新興市場幫）及曾姓、吳姓、陳姓和林姓等多人。

一些透過黑道漂白的政治人物在臺灣政壇呼風喚雨，典型者如前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前高雄縣議會議長吳鶴松、臺中縣前議會議長顏清標、高雄市現議會副議長蔡松雄與“立法委員”羅福助、陳明文等。其中，鄭太吉的漂白過程及與國民黨的相互支援、利用最為典型。

鄭太吉曾出面幫助走向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