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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是當地歷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組織。高俊明是一個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70年代初興起的當代臺灣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長老會”就發表了《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對國是的宣告與建議》，第一次在島內公開提出了“###”的主張，一再叫囂“臺灣的將來應由臺灣1700萬住民決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開宣揚“###”的分裂分子，臺灣當局頂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壓力，判處高俊明7年徒刑。同案犯許晴富被判刑7年，林文珍被判刑5年，餘下的7人各被判刑2年。

“高雄事件”在當代臺灣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跡，而與之同時的“林義雄滅門血案”、“高俊明案”又對“高雄事件”的審判和定刑產生過直接的影響，對島內的政治也產生了一些作用。“高雄事件”的發生，只是朝野雙方長期鬥爭的繼續，更是範圍更廣闊、性質更嚴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輪鬥爭的序幕。“高雄事件”在臺灣政治發展史和社會變化過程中，具有某種“界碑的作用”，正是在這個事件的衝擊下，臺灣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發展階段。即無論是國民黨還是黨外勢力，都開始調整各自的政治路線和鬥爭策略，在結束過去的論爭方式的同時，開始新一輪的競爭。

蔣經國啟動“憲政改革”（1）

進入20世紀80年代，黨外勢力能否發展以及它們採取什麼鬥爭方式，取決於島內政局的變化。臺灣政局的任何變化，又將受到兩個方面的制約。

首先，“法統危機”更加嚴重。國民黨講“法統”就是講今天的臺北當局是當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繼承者”，它不談國民黨政權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對大陸的管轄權，國民黨政權的“法統”已隨著它在大陸的大失敗而中斷。逃臺後，“法統”的象徵就是“國民代表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機構”，這種“法統”一再受到人們的質疑：在民意機構中保留變相終身制的各種“民意代表”違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則和嚴重侵犯了人民的權利。此外，即使不讓他們下臺，到1990年，“資深代表”將喪失議事能力。因此，要麼是重修“統治門面”，要麼是甘心讓“法統”消亡。對蔣經國來說，兩者都有難度。“法統危機”也成為國民黨統治諸多危機中的主要危機。

其二，“戒嚴”難以存在。臺灣地區的“戒嚴”起自1949年5月20日，規定期間禁止###、結社、遊行、請願、罷工、罷課、罷市、罷業，擾亂治安者處死刑。至此已經30餘年，臺灣成為世界上歷時最悠久的“戒嚴區”，國民黨的這一“戒嚴令”也成為世界上時間最長的戒嚴令。70年代以來，解除“戒嚴”和維護“戒嚴”是臺灣各種###的焦點，“解除戒嚴”成為黨外人士的基本口號。黨外人士當選後，因有在議會講話不負法律責任的特權，更是利用“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的講臺，在質詢、問政時，把對“戒嚴”的批判作為抨擊“執政黨”的基本內容。

臺灣“國民大會”會場在對待“戒嚴”問題上，可以說蔣經國是國民黨集團上層最保守的人，當局的種種強化統治權的措施，無一不是出自蔣經國的決定。到蔣經國接班後，開始逐步開放，但是對於放棄“戒嚴”，一直處於搖擺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嚴線”上停止。

面對“法統危機和戒嚴存廢”的制約，要麼是進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麼是利用“高雄事件”繼續實施高壓統治。國民黨方面從1980年起的6年間是全面緊縮。在6年的緊縮風潮下，臺灣出現一系列的政治緊縮事件。

1979年2月，蔣經國決定成立由“總政戰部主任”王升負責的“劉少康辦公室”這一“黨政軍聯合反統戰組織”。“劉辦”的成立，為當時深受蔣經國信任、反對向黨外勢力讓步的王升擴充權力和到處插手提供了機會。王升和“劉辦”、保守派颳起一陣陣的緊縮風，製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臺探親的美籍華人教授陳文成在被“警備總司令部”約談後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總”出面圍剿國民黨###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軍特系統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極右刊物《龍旗》發表社論，攻擊《中國時報》董事長餘紀忠“報霸，腳踏國民黨、黨外、###、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腳怪獸’”。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訪問。在美期間，他竟然與美方交換了“對接班人問題的看法”，這顯然是越權。4月26日，《中央日報》、《聯合報》大樓被炸，王升的“軍警系統”卻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