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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政”郝柏村、“司法院長”林洋港、“行政院長”連戰為副主席；選舉吳伯雄、宋楚瑜、章孝嚴、施啟揚、許水德等210人（原定為180人）為中央委員，張朝權、曾蔡美佐等105人為候補中委；增聘謝東閔、許歷農等28人為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增聘196人為中央評議委員。8月22日，大會進行閉幕式。次日進行一中全會，透過由李登輝指定的“總統府資政”俞國華和李煥、“總統府秘書長”###、“考試院長”邱創煥、“立法院長”劉松藩、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臺灣省主席”宋楚瑜、“內政部長”吳伯雄、“外交部長”錢復等15人為“當然中常委”；票選“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經建會主委”蕭萬長、“立法委員”關中、“立法院副院長”國民黨第十四次黨員代表大會，是黨內###十分激烈的一次王金平、“僑委會委員長”章孝嚴、“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婦工會主任兼救國團主任李鍾桂等16人為中央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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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土化”權力部署（2）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開得並不平穩，整個過程暗潮洶湧，變化莫測。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誌著“後蔣經國時期”全面結束，國民黨內成功地實現了權力決策階層的替換；標誌著非主流派已失去在黨內大規模抗爭的實力；標誌著國民黨“本土化”基本完成。在李登輝看來，從組織、人事上已經對“外來政權”國民黨進行了初步整頓。

與“臺獨”聯手（1）

李登輝主政後，同時三面出擊。一是在黨內清理異己，壓制不同意見，把非主流派的勢力和影響壓縮到最小限度。二是在兩岸關係上，一邊發展兩岸各種交流，一邊強調“分裂、分治”，凸顯臺灣的“政治實體”，走向國際爭取“實質獨立地位”，在背離一箇中國原則道路上越走越遠。三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全力扭轉蔣家父子式的專制統治，仿效西方政治體制重組臺灣地區的政治結構。在這一場由“專制政治”向“多元政治”的演變中，島內的政治體制發生重大轉變。

隨著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的重組，李登輝和主流派開始控制全域性，臺灣當局對“###”的態度和立場起了根本變化，由蔣家父子時期對“###”勢力的嚴厲管制和依法懲處，轉向放任自流和朋比為奸，“###”勢力登堂入室，空前囂張。

臺灣出現“###”怪胎，有著特殊的原因。

首先，國民黨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臺灣光復後不久發生的“2·28事件”，給臺灣同胞造成嚴重的心靈創傷。國民黨當局在上世紀50—60年代間推行省籍歧視，臺灣人民產生出難以擺脫的“二等公民的屈辱感”，“###”勢力將其作為宣傳“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省籍矛盾就是民族矛盾”的依據。國民黨實施“三不政策”，兩岸互不往來，得以維持“中華民國在臺灣”，國民黨的這種“獨臺”政策刺激了“###”的發展。特別是李登輝主政後，對“###”勢力姑息養奸，宣揚“中華民國在臺灣存在”、“管轄範圍為臺澎金馬”，造成了“獨臺”和“###”的合流。

其次，由於臺灣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近代史上臺灣被外國強佔所帶來的兩岸長期隔絕的事實，容易被“###分子”利用來作為鼓吹“生命共同體”、“臺灣民族”的思想和觀點。近代以來，臺灣人民先是遭受外國殖民者的壓迫，光復後又遭受國民黨的殘酷統治，因而產生了擺脫受異族蹂躪和受外省人排擠的區域性群體意識，有著強烈的“出頭天”的意願，希望當家做主，希望掌握自己李登輝（中）與彭明敏（左）、###（右）在一起的命運。這種“出頭天”在“臺灣意識”的作用下，分裂情緒和意識隨之產生。

第三，美國等西方反華勢力，為制衡、削弱中國，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80年代又提出“臺灣主權待定論”，90年代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更是提出“中國對臺灣主權觀過時”的謬論。不僅如此，日本、美國成了“###”勢力的孳生地和集中地。更有甚者，美國以支援國民黨當局在臺灣的統治為籌碼，一再要求臺當局放鬆對“###”的限制，為“###”勢力遷回臺灣和在島內滋長、蔓延創造條件。所以說，美國、日本等國際勢力的支援、幫助，是“###”產生、發展、氾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臺灣島內的“###”活動，基本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生存不易，活動更難，因而主要是在海外存在和發展，美國和日本等成為“###”的主要庇護地，出現過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