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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年會，由它與另一個重要的國際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召開，是當年度金融界最重要的盛會，也是規模最大的國際商業鉅子的聚會。到90年代中期，年會的平均參會人數已經超過1萬人，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人士：一是會員國的政府代表團；二是國際金融界的巨頭；三是傳媒界；四是非官方組織。按慣例，年會一般三年一輪，其中兩年在世行總部所在地華盛頓舉辦，另外一年定在世界的某個重要城市舉辦。

1997年的世行年會被確定在中國香港舉辦，這一年的參會人數達到了1·3萬人，加上工作人員，總人數達到了萬人，創下了世行年會史上參會人數的最高記錄。

年會選址香港，是一個恰逢其時的選擇。1997年的香港，是全世界的焦點。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擺脫英國百年統治，正式迴歸中國的日子。香港迴歸成為當年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之一。香港的迴歸一方面預示著香港這座國際金融城市的重生，另一方面也預示著中國力量的崛起。

97世行年會在香港舉辦，是三年前就確定下來的。香港當局希望透過這次盛會證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不可動搖。而世行也期望藉此會議擴大亞洲各國對世行的瞭解和加大世行對亞洲地區的關注。而對我這個中國人來說，更是具有特別的意義，三年前，當世行在選擇97年年會地址時，我作為中國執董奉國家之命，曾為使香港入選而遊說各國執董。

讓人始料不及的是，年會舉辦前夕，亞洲金融風暴突然爆發。

1997年年中，索羅斯…這個美國量子基金的掌門人，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泰國首當其衝。同時，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一時間全球金融圈風雨如晦，東亞各國經濟風聲鶴唳，世行年會在這一敏感時刻的舉辦，無疑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

作為世行年會的組織者，我早在半年前就進入了準備狀態。

香港當局對此次會議自然也是非常重視，他們的組織能力很強，設施也是世界一流的，加上還有中國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援，有了這些保障，世行是儘可以放心的。不過，這畢竟是我第一次全面負責世行的海外會議，更何況這是一場規模空前的盛會，我不免還是有一點緊張。

年會的籌備組在4月就設立並開始運作了，此後每月我都要與負責會務的班子開會，審查進展，會前三個月，世行有關官員已經進駐香港，與香港和北京進行各種協調。到8月，金融風暴的硝煙四起，已經蔓延到遭遇對沖基金狙擊的馬來西亞等東亞國家，這些東亞國家是世界銀行重要的借款國，這些國家的金融局勢乃至政局動盪，世行都高度關注，時時跟蹤。年會原先預定的主題是非常寬泛的“亞洲與世界：資本的競爭性與聯合”，此時，所有人都已經意識到，“金融危機”已經成為當前最重要的討論話題了。

在行裡的協調委員會（我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的例行會議上，我提出，應該竭力爭取到那些在此次金融風暴中倍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來參加年會，併為他們舉辦專場的研討會。在1996年的年會上，我們嘗試著推出了專題研討會系列，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這次去香港可以繼續採用這種形式。沃爾芬森對這個建議十分認同，我們確定了下面這些名字：馬哈蒂爾、###、索羅斯、丘拜斯······

邀請工作隨即展開。三週後，工作人員逐一向我報告，所有受邀請的人都已回覆，他們對參與此次年會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均表示非常樂意接受邀請。我預感到，今年的世行年會將成為一場舉世注目的風雲大會。

我被捲進了繁雜的會務籌備中，旅館、交通、通訊、會務等等諸多的環節都得要一一落實。。。。。。年會的正式會期為兩天，加上輔助會期三天，前後共五天，這5天，世界知名的會員國的政府代表；國際金融界的巨頭；傳媒界；非官方組織的負責人等都將齊聚香港，這些重量級人物將使香港這個原本就擁擠不堪的小島顯得更加擁擠，1萬3千多個代表，近6000人的工作組，我要做到的是必須保證任何細節都不出問題，這既是對世行整體配合的考驗，更是對我的考驗，我必須竭盡全力去迎接這個挑戰。

1997年的香港，三星級以上的酒店房間共有2萬多間，而我們至少需要1萬多間客房，另外各種會議室、餐廳等的需求也非常大，香港所有象樣點的場所幾乎都被我們預定了。按照會議的安排，開幕式當天僅由秘書處安排的工作午餐就多達100場以上！香港機場更是緊張不已，因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