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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內反饋的多一些、及時一點，就有可能爭取到更多的援助和關注；反之，只好等著“天上掉餡餅”了。我記得在這段時間，　世行內部正在醞釀，建立一個為私人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政治風險的擔保機制。執董會在83年到85年期間，先後多次討論，世行管理層也就此起草了各種方案。在中國執董辦內，　我是負責跟蹤和研究這項工作的，為了更加深入、仔細的研究各種方案對中國的利弊，我不僅認真閱讀了所有相關檔案，而且還專門查閱了與此有關的歷史資料，並在此基礎上，給執董起草了分析報告和建議，並由他提交回國內供決策層參考。

1985年9月15日，世行執董會正式透過了關於建立MIGA的決定，MIGA後來正式叫做“多邊投資擔保機構。”這是世行集團第五個附屬機構。中國是最早加入MIGA　的29個國家之一。

初到世行，我還不到30歲，精力充沛，為了多學點東西，我很願意多做事，因為我的“勤快”，幾任執董都非常喜歡我這個小年青。一般來說，執董的助理都是兩三年一換，而我則在助理的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半。。同時，我還利用這段時間，去華盛頓大學讀完了公共管理碩士課程。

1981年…1985年，這幾年是世行與中國的“蜜月期”，雙方關係發展迅速，互信不斷加強，專案合作內容和領域日漸擴大，世行對中國的貸款從零逐漸增加到一年15億美元左右。80年代中期，中國引進外資的渠道並不很寬，資金來源主要是世行、日本基金、歐洲一些友好國家的雙邊援助，加上一些跨國商業投資。在這中間，世行提供給中國的貸款比重非常高，大約佔中國引進外資總額的20％――30％，中國從世行的貸款帶有很強的改革示範效應。因此，中國政府對世行的重視程度也比較高，世行的行長級官員來華，國家領導人都要親自接見。在華盛頓世行總部的中國執董辦公室，我常常感受到來自國內的熱切期望。

幸運少年：保送·留學·財政部（4）

1987年，我奉調回到了財政部。由於世行與中國業務發展很快，那時的累計貸款已超過100多億美元，世行處也已升格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綜合處先後擔任副處長、處長。兩年後，又升任副司長。記得當時的王丙乾部長找我談話時說：“你是財政部建國後最年輕的司級幹部。”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一次次地重新整理各種“最年輕的”記錄。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與世行的合作進入黃金時代，從專案來說，貸款領域從農業、城建，擴大到環保、工業、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等。從地區上看，全國大陸各省區除西藏外都有專案投入。

1992年9月，我再次被派到華盛頓，出任世行中國副執行董事。此時，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開始更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從1992到1994年間，世行組建全球環保基金（GEF），我有幸做為中國代表參與了談判的全過程。

經過戰後四十多年的發展，世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性日益突出，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落後的國家，為了獲取近期利益，人們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森林被過度砍伐，大氣和海洋汙染日益嚴重。在德、法的倡議下，有關國家決心組建一個全新的環保基金，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發展中的全球環境汙染問題，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在世界銀行、聯合國環保署和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的牽頭下，各國就相關事宜開展談判，其協商的焦點是基金如何設立、如何執行。在審批權和否決權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分歧，會議不得不一次次地召開，會議地點也不斷的變更，經過長達2年的談判，最後的會議選擇在日內瓦的萬國宮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凌晨時分，會議各方終於達成協議。在2年的談判過程中，中國與巴西、印度、哥倫比亞等國密切合作，跟美日等進行了一次次的拉鋸。在回國的一次彙報中，領導問我有何感觸。我脫口而出：“在國際事務中，我悟出兩個道理，一個是財大才能氣粗，國家一定要強盛；第二是有實力加上有道理，才能真正攝服別人。”

1994年11月，奉國家之命，我出任世行中國執行董事，95年4月，我升為正司級幹部。在世行大樓裡，在世行執董會中，我成了中國聲音的代表者。那年我37歲，是世行二十四個執董中年紀最輕的，但也是熟悉世行的　“資深級”的執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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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世行：從中國執董到秘書長（1）

“你去世行任高職，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