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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世行：從中國執董到秘書長（3）

事後，仲黎部長帶著我進中南海，去見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朱副總理對我說，“章晟曼，你去世行任高職，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這可是個很高的要求”，我心裡一邊暗暗在想，一邊靦腆地對總理說，“請總理放心，我想我有能力站住，我不敢保證一定能站在最高，但我一定會為我們的國家努力的。”

化解冰凍：暴雪中的務虛會（1）

一種不滿的情緒在十二層的執董辦公室裡幽靈般地蔓延，這成為我出任秘書長第一件要應付的棘手事情。

“我太熟悉董事會了，我一生與成百上千個董事會打過交道。”沃爾芬森的聲音很大，口吻中頗帶著一些不屑。

“這是當然的。不過，我不得不說，世行的董事會是非常獨特的。”我還是耐心地說出我的想法。

沃爾芬森習慣性地聳聳肩膀。

“執董會或許幫不了你辦成什麼事情，不過，執董會可以讓你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這句話可能有點打動固執的老澳洲人了，他眨巴眨巴了眼睛。

就在我們進行這段對話的同時，沃爾芬森與世行董事會的矛盾正在悄悄地擴大，出身商業銀行的沃爾芬森顯然對國際組織的職權架構缺乏清醒的瞭解，對多邊機構董事會的運作很不習慣。同時，一種不滿的情緒在十二層的執董辦公室裡幽靈般地蔓延。這成為我出任秘書長後，要應付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

其實，我一點沒有危言聳聽。在全世界的董事會中，世行董事會可能是最獨特的一個，它與其說是董事會，倒不如說是一個議會。在一般的公司架構中，董事會是一個決策機構，董事們往往是董事長的朋友，每兩到三個月開一次會，具體的經營性事務交由管理層完成，在很多時候，CEO還會兼任董事會主席。而在世行中，董事會的構成是184個國家，它被分成24個席位，股份最多的美、日、德、法、英、中、俄和沙特八大國，每國一個席位，其他的16個席位分給另外177個國家，它們以小組的形式分配這些席位。這個董事會是常駐的，不是開會才來的，其每個成員為執行董事。由於美國是世行的發起國和最大股東，因此根據不成文的慣例，世行行長（同時兼任董事長）歷來由美國人出任。所以，這個由一國提名的行長往往與常駐的各國執董們不熟悉，由於沒有“天生的默契”，於是，新行長與執董們的爭執與對立往往是執董會最常見的“第一幕”。

執董會每週二、四定期召開，除了這兩天會議，還有各委員會的會議，？幾乎每天在開會。理論上，執董會應管理銀行的戰略方向，但實際上，由於這些執董整天在一棟大樓裡，他們參與的程度和關注的事務遠遠超出“把握方針和方向”。

隨著世行的不斷壯大，其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權重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各個國家對它的參與和控制也越來越多。這種趨勢在派駐人員上就可以顯示出來，70年代的時候，每個執董辦公室的人員不過5到6人，隨著人數年年增多，現在整個執董會的執董加上工作人員已經有250多人，在世行主樓裡整整佔去了兩層，一年的直接開支就達到6000多萬美元。

作為副行長兼秘書長，我的工作主要分為兩大塊，一是保證銀行檔案的正常運轉，這類似一般的辦公廳的功能。其二，就是協助行長處理好管理當局與執董會之間的關係。

1995年前後，全球學術界和媒體對世行的作用和未來進行了廣泛的議論，置疑之聲不斷，這對新官上任的沃爾芬森來說，是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因此，取得執董會的支援就顯得格外重要了。而這一年又是世行成立50週年，世行從50年前投資100億美元的臨時性機構，發展到如今，資本規模已經高達3500億美元，在超過100個國家進行了上千個大大小小的投資專案。在世行上下為50年籌備慶典的時刻，一些非政府組織、環保主義者、宗教人士以及各類社會團體聯合起來大聲疾呼“50年足矣”（“50　Years　Is　Enough”），他們認為世行的發展專案，要麼效果不佳，要麼造成了更大的副作用，應該被關進歷史的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