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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內秀，好苗子”。

華盛頓，18街和H街的路口，1818號，一棟13層高、外表並不起眼的灰淺色樓，門口一個玻璃罩著的平臺，擁擠地插滿了130多個國家花花綠綠的國旗。

華盛頓的秋天並不太寒冷，冬青樹的葉子還沒有落盡，天藍得幾乎看不到一朵雲。我眯著眼睛站在街口打量著眼前這幢辦公樓和進進出出匆忙的人流。很多年後，我仍然記得那時忐忑的心情，這是我第一次到一個國際組織中工作，儘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個成員國執董的助理。我隱隱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難解的因緣，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際遇似乎都是為了更近地靠攏它。

我在技術助理這個崗位上，工作了將近四年半，先後歷經了三任執行董事。我的工作，是協助執董研究世界銀行的政策，給國內決策層提出參考意見，發現併發掘世行的可用價值，為中國改革開放服務，我的另一個任務，就是為執董起草發言稿。這是一份彈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執董的後面，有什麼幹什麼，也可以自己琢磨著去幹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幸運之神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我當然願意抓住這個機會多學一點，多做一點。那時侯，中國剛加入國際社會不久，對國際遊戲規則和新的經濟動態不太瞭解，世界銀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貸款政策出臺，如果對各種問題研究得深入一些，向國內反饋的多一些、及時一點，就有可能爭取到更多的援助和關注；反之，只好等著“天上掉餡餅”了。我記得在這段時間，　世行內部正在醞釀，建立一個為私人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政治風險的擔保機制。執董會在83年到85年期間，先後多次討論，世行管理層也就此起草了各種方案。在中國執董辦內，　我是負責跟蹤和研究這項工作的，為了更加深入、仔細的研究各種方案對中國的利弊，我不僅認真閱讀了所有相關檔案，而且還專門查閱了與此有關的歷史資料，並在此基礎上，給執董起草了分析報告和建議，並由他提交回國內供決策層參考。

1985年9月15日，世行執董會正式透過了關於建立MIGA的決定，MIGA後來正式叫做“多邊投資擔保機構。”這是世行集團第五個附屬機構。中國是最早加入MIGA　的29個國家之一。

初到世行，我還不到30歲，精力充沛，為了多學點東西，我很願意多做事，因為我的“勤快”，幾任執董都非常喜歡我這個小年青。一般來說，執董的助理都是兩三年一換，而我則在助理的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半。。同時，我還利用這段時間，去華盛頓大學讀完了公共管理碩士課程。

1981年…1985年，這幾年是世行與中國的“蜜月期”，雙方關係發展迅速，互信不斷加強，專案合作內容和領域日漸擴大，世行對中國的貸款從零逐漸增加到一年15億美元左右。80年代中期，中國引進外資的渠道並不很寬，資金來源主要是世行、日本基金、歐洲一些友好國家的雙邊援助，加上一些跨國商業投資。在這中間，世行提供給中國的貸款比重非常高，大約佔中國引進外資總額的20％――30％，中國從世行的貸款帶有很強的改革示範效應。因此，中國政府對世行的重視程度也比較高，世行的行長級官員來華，國家領導人都要親自接見。在華盛頓世行總部的中國執董辦公室，我常常感受到來自國內的熱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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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少年：保送·留學·財政部（4）

1987年，我奉調回到了財政部。由於世行與中國業務發展很快，那時的累計貸款已超過100多億美元，世行處也已升格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綜合處先後擔任副處長、處長。兩年後，又升任副司長。記得當時的王丙乾部長找我談話時說：“你是財政部建國後最年輕的司級幹部。”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一次次地重新整理各種“最年輕的”記錄。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與世行的合作進入黃金時代，從專案來說，貸款領域從農業、城建，擴大到環保、工業、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等。從地區上看，全國大陸各省區除西藏外都有專案投入。

1992年9月，我再次被派到華盛頓，出任世行中國副執行董事。此時，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開始更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從1992到1994年間，世行組建全球環保基金（GEF），我有幸做為中國代表參與了談判的全過程。

經過戰後四十多年的發展，世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性日益突出，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落後的國家，為了獲取近期利益，人們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