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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這些國際投行透過各種方式提前獲取了經濟情報，結果就造成了他們的報告總是能夠預測得很準。實際上，這些國際投行經常是一些政府決策部門和領導的座上賓。一些不自信的政策決策者還往往願意聽取他們的意見，甚至把他們的意見奉為聖經。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公眾唯國際投行的馬首是瞻，而本國的政府和研究機構，則逐步喪失了對經濟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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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各國也有難唸的經

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有人把亞洲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存在的問題稱為亞洲病。時至今日，人們還沒有徹底搞明白亞洲病到底是什麼呢，亞洲病似乎又一次將要走近這些國家。在全球通貨膨脹全面啟動的今日，亞洲，尤其是東南亞，

已經不再是歌舞昇平的一片繁榮，……。（詳細內容請見原書，支援正版打擊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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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探因——解開內外交織的謎團

如今有關經濟政策，人們談論最多的就是所謂的公平和效率的問題。當各色人等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旁觀者很容易發現這些爭論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效率到底是個啥，就連很多自稱為經濟學家的人，其實也根本沒搞清楚。有人把快速經濟增長當作效率的體現，於是經濟高增長率就成了追求的目標，直至今日還有不少中國人仍抱著這樣超英趕美的心態，到了越南這樣的口號則變成了超印趕中。經濟政策的追求目標如果違背常識，在此基礎上執行的宏觀經濟就難免出現問題。其實，經濟增長不是刻意追求的結果。經濟效率到底是什麼，最基礎的經濟學教科書交待得很清楚，那就是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這既不抽象，也不難理解。正如電腦的電路板，不管多複雜，通電之後，能正常執行，不發熱，才是有效率的設計一樣，經濟執行不發熱，不短路，這就是效率。透過越南危機，至少應該明白這一點，就是效率和增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越南現在出現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從GDP的支出法構成出發，越南的問題可追溯到消費、投資、財政、貿易各個環節；從國際經濟學角度出發，也可在國際貿易、國際收支、匯率、要素的國際流動、國際投資、開放的宏觀經濟等方面發現蛛絲馬跡。綜合考慮這些因素，我們分別從內部增長模式、對外開放、應對政策、國際經濟形勢、熱錢衝擊以及金融機構的助推等六個方面入手，繪製一份相對完整的內外因剖析圖景，以饗讀者。

2008年6月15日，越南，胡志明市，這個越南的經濟中心和最大的港口城市陰雲密佈。

此時此刻，“亞洲最快樂”的越南人卻飽含著複雜的心情，為他們的前總理、越南市場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武文傑（Vo　Van　Kiet）——舉行隆重的國葬。這位曾經領導越南推行經濟改革，幫助這個國家脫離貧困和獨立的傳奇人物在越南危機乍起，經濟前景充滿迷霧之際駕鶴西去，給心懷忐忑的人們又留下了一絲隱隱的不安。正是這位德高望重的前“自由派官員”，在2007年公開致信時任總理阮晉勇，指出越南正在犯的錯誤和上個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前韓國、馬來西亞等國所犯的錯誤一模一樣。斯人已去，言猶在耳，八旬老人似乎一語成讖，他的預言不幸正在漸漸得到驗證。

旁觀者雖“清”，但當局者未必“迷”，執政者又何嘗不知隱患之所在，何嘗沒有預見到可能逼近的危險。早在2004年越南第十一屆國會第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阮晉勇就直截了當地指出越南經濟發展質量低且穩定性差。2008年3月31日，他又在越南《###》撰文警告，若不能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不僅將影響到生產發展和人民的生活，還將影響越南中長期經濟的增長，並使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化。然而，多年來高速發展的越南經濟體系在“亞洲新星”的光環籠罩下，就像穿上了有魔力的紅舞鞋，不可能自己停下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又豈是能在短期內融化的？

對越南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來說，貨幣方面出現問題並不能單純從金融體系裡面找原因。一國的經濟體系就像大樹，要了解為什麼會結出生病的果實，應該從這棵經濟體系的樹根、樹枝、樹葉找原因，也要分析它生長的土壤和環境變化，正如《矛盾論》所說：“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透過內因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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