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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鋼被評為全國冶金行業綜合競爭力第二，僅次於寶鋼。

守望“蘇南模式”

一度被寄予社會主義經濟新希望的“蘇南模式”，卻在1993年遭遇了巨大轉折。在到達巔峰之後，江蘇鄉鎮企業便掉頭直下，以加速度迅速滑落。統計資料表明，1993年之後，江蘇鄉鎮企業增幅直線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

在大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蘇南模式”暴露出種種弊端：一是以社群為特徵的集體所有制形式，帶來了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弊端；二是產權關係不明晰，企業內部活力不斷減弱；三是投資主體單一，不可避免地帶來企業高負債；四是受塊塊分割的利益和權力的驅動，形成了低水平的重複建設和過度競爭，浪費了大量資源；五是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影響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程序；六是在賣方市場條件下鄉鎮企業“船小好掉頭”的優勢，變成了買方市場條件下“船小經不起風浪”的劣勢；七是對集體經濟主體地位的片面認識，影響和抑制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蘇南鄉鎮企業的危機最終被鉅額的負債所引爆。1994年以後，國家開始嚴格控制信貸規模，許多企業只得向企業職工集資。這無異於飲鴆止渴。不久之後，因集資款而引發頻繁的衝突，讓當地鄉鎮政府疲於奔命、坐臥不安。為形勢所逼，鄉鎮政府開始考慮企業改制，實際上是為了甩掉這些沉重的包袱。

但沈文榮成為一個例外。當時各級政府實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其實質則是“抓公放私”、“抓盈放虧”，像沙鋼一樣規模又大、效益又好的企業，自然被當地政府牢牢抓在手裡不肯輕易鬆手。

為了安撫沈文榮，當地政府可以說是讓他極盡殊榮——1993年沈文榮當選為張家港市政協主席，1997年沈文榮但任*張家港市委副書記，1998年當選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2002年當選*十六大代表。他成為一名真正的“紅頂商人”，甚至被賦予“蘇南模式守望者”的雅號。

在享受這些殊榮的同時，沈文榮的心中又充滿了矛盾。他曾如此透露心聲：“蘇南從集體經濟起步，村辦、鄉辦企業，資金來源都不是國家的，而是發動了民間的力量。現在要產生新的活力，必須進行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小規模的企業改造成私營經濟，大企業則進行股份制改造。”

在沈文榮無奈地守望著“蘇南模式”的同時，曾風靡一時的“蘇南模式”卻日漸冷落。至2000年底，蘇南地區的85000多家鄉鎮集體企業，％已經摘下“集體經濟”的帽子，成為私人企業或產權明晰的股份制企業。

走出“蘇南模式”

這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

有心人注意到：在1998年3月當選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時，沈文榮的頭銜還是一個國企老總，但到了2002年11月當選為中國共產黨十六大代表時，他的身份已經悄然轉變為一個民營企業家。

但讓沈文榮憤怒的是，一位來自於英國的年輕人胡潤，竟然把這種“悄然無聲”變成了“天下皆知”。2002年當選*十六大代表時，沈文榮曾經做出了高姿態：“我即使成了首富，也是黨的安排。”但到了當年年底，胡潤便把他列入了《福布斯》雜誌的“資本家黑名單”。

第一章　首富們的鍊金術（8）

沙鋼的改制實際上從1998年就開始醞釀，方案几經易稿，到2001年年初終於如願以償。在改制後的股權結構中，集體持股25％，職工持股30％，領導層持股45％，其中沈文榮個人持股17％。但沈文榮當時對這個改制的結果有些失望：“現在沙鋼的政府股份達到25％，我當然要看政府的臉色行事。如果政府的股份在3％~5％之間，改制就徹底了。當初我堅持政府的股份應該在20％以下，但沒有如願，現在的結構就是要讓我受制於政府。”2年後，沈文榮終於達成所願，接受了部分集體持股，個人擁有的股份達到％。

沈文榮從“高官”變成“鉅富”，可以說是蘇南集體企業改制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蘇南長期為“馮根生難題”所困，企業領導事實上控制著企業的大量財富，但並沒有被合法的私有化。而“蘇南模式”的旗艦企業沙鋼順利改制，沈文榮一躍而成為“財富新貴”，這標誌著傳統“蘇南模式”的徹底崩潰，眾多原集體企業領導人也開始大膽地撕下了“羞澀的面紗”。從此意義來講，新科首富沈文榮，無疑從“蘇南模式守望者”變成了“蘇南模式終結者”。

但令人詫異的是，已經成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