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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叼著康乃馨的男人”，也是作者早期發表的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因為作者的視角獨特，立意新穎。寫的是一個叫豪爾赫的葡萄牙青年，他在推翻葡萄牙獨裁爭權後，曾發誓要嘴上叼著康乃馨度過每年的最後一個夜晚，即新年到來的第一天。在全民歡慶新年即將到來的夜晚，他偶遇一位姑娘。青年人雖然並不知道她來自何方，姓甚名誰，便邀她共度美好的夜晚，繼而提出一塊睡覺，遭到姑娘的婉言謝絕。應當說，這篇故事雖然也屬於“爆炸後文學”以愛情為主題的範疇，但與此同時它還為我們揭示了一些拉美現實生活中更加深層的東西，那就是在這些國家極為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義。在拉丁美洲，這一社會現象既有其歷史淵源，又有其現實表現。故事的開頭，就讓我們看到了“姑娘沿著樹木行走，帶著隻身一人的女子在公共場所所特有的正經、謹慎、又似乎心不在焉的神情急匆匆地走著，就像孤獨是一種難堪，就像所有男人的嘴巴都大開著，要去舔她的脖子或咬她的嘴唇。”故事的戲劇性在於：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夜晚，從長達四十年的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時刻，全民在這裡慶祝，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階層和膚色，而我們的女主人公還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眾人的面前，因為她是沒人陪伴的女性，於是她必須壓抑著自己的真實想法，裝出朝向一個目的地行走的樣子。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她才那樣自然地接受年青男子的擁抱。這名男子在法西斯垮臺時宣誓；要在嘴上叼著康乃馨度過新年的第一個夜晚。在這裡，如果我們把年青人豪爾赫的進入和他對女主人公的擁抱認定為女主人公此刻又恢復到了男權為主的傳統的社會位置中，於是，她不再是一個沒有男人陪伴的“另類”，她可以放鬆自如地呆在人群裡了。她幾乎下意識地被牽著走，然後，和所有新結識的男女一樣，在小餐館裡分享麵包和酒，豪爾赫要向女子傾訴自己的快樂，而到此刻我們還不知道女子的來歷，只知道她講西班牙語而不是葡萄牙語，在故事的結尾處我們才知道她是智利人，逃離法西斯統治下的祖國，移居羅馬尼亞。對他們倆人相識過程的描寫，表現了一種近乎本能的對女性的忽略和漠視。這種“大男子主義”綜合症在斯氏的早期作品中是常見的。“但是最終；小夥子什麼也沒問。”女子在象徵“力量”和“權利”的男子面前，自始至終是被動的，卡爾門是豪爾赫慾望的物件，而他完全受自己主觀願望的支配，於是他說道：“我現在就付賬，我們回家，你留下和我睡。”按照傳統的“大男子主義”的做法，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在相遇相識後，卡爾門是這道大餐的“飯後甜點”，而豪爾赫完全憑自己的主觀願望安排了這一切。故事中兩人的話語並不是很多，這種以“靜默”代替語言的手法在作者的作品中很常見，在上面提到的《相好》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點。在類似這樣的男女之間感情特別微妙的時刻，愛情成了主人公，而故事中的人物和話語都不是最重要的，更何況話語說的不當，還會“扼殺”愛情。可是，沒有話語就沒有故事，就沒有進展，於是《相好》中的小夥子就在內心獨白中度過了和姑娘一起在車廂中的時刻。這篇故事中的女子則只簡短地說了“我不想”“我不能”，以不能不顧母親職責為理由，委婉地回絕了男青年。結局是年青人又返回了女子入住的旅館，來到了她的房間，但並不是強求女子做她不想做的事，而是一本正經、非常溫柔地把那支他曾發誓整個夜晚會叼在嘴上的康乃馨放到了她的花瓶中獻給了她，這時他發現，她的花瓶中擺放的也是康乃馨。在這篇故事中，康乃馨也和葡萄亞社會黨有關聯，該黨在推翻薩拉薩爾的獨裁政權後，奪得了第一次民主選舉的勝利，黨徽就是一支紅色的康乃馨。此刻小夥明白了，她不是大街上偶遇的風情女子。使豪爾赫改變態度的另一原因是，他從女僕口中得知女青年是智利人，而且她和為數眾多的智利人一樣，和我們的作者一樣，正離開祖國準備移居他國。豪爾赫對她的同情和尊敬之心、對自己曾有的漠視的悔恨之意油然而生。西班牙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戲劇家加爾西亞？洛爾加在他的《血的婚禮》中早已把康乃馨比作“大男子主義”或“少爺”作風的象徵。豪爾赫最後說道：“下次，你可要說清楚呀。”這也看出他對待一個受法西斯迫害而逃離祖國女子和隨便一個路過此地的旅遊者的態度會是截然不同的。

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其人其作（6）

斯卡爾梅達最先發表的作品是短篇故事，它們不但獲得了獎項，引起文學界的關注，而且被評論家認定為“爆炸後文學”。從作者以後的作品，特別是後來陸續發表的中、長篇小說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