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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或有融資額度、部分擔保、信譽風險的形式出現。

事實上，很多大型金融機構最終被迫直接將正在“大出血”的結構性投資載體移至自己的資產負債表，而從它們自身的資本穩健性和信譽地位來看，這樣做尤其不合時宜。2007年11月26日，滙豐銀行宣佈將直截了當地把大約450億美元的資產計入其資產負債表，這些資產原本存在於兩個與其相關聯的結構性投資載體中。12　按照全面風險加權法計算，這一行動導致該銀行的監管資本比率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剛好在9％以下。其他銀行緊隨其後，也做出類似的公告。例如，幾周後，花旗集團宣佈將當時存在於其大規模結構性投資載體計劃中的資產移進其資產負債表。

信用評級機構，尤其是穆迪公司和標準普爾公司，也是一個影響因素，它們使複雜的金融產品更容易遷移至一些機構和資產負債表，這些機構和資產負債表缺乏理解和評價有關風險的專門技能。信用評級機構得益於“國家認定統計評級組織”（NRSOR）的身份，實際上承擔了投資者利用評級限制以控制風險看門人的角色。13　投資者的投資指南上向來會註明，評級低於某一門檻水平的投資品不得買入。而事實表明，評級機構卻相當積極地將結構化產品的組別（或稱切片）評定為AAA級，由此使這些產品得以進入一大批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投資者的資產組合。

碰撞　第二部分（5）

隨著市場將這些組別的資產按BBB級或更低信用評級交易，人們提出越來越多的問題，質疑評級機構所採用的評級方法的穩健性，也質疑潛在的利益衝突，原因在於評級機構會獲得由結構化產品生產者支付的報酬。所有這一切重新引起由來已久的關於“誰給評級機構評級”的擔憂（我們在本書後面的內容中對此再做討論）。

由於上述各種原因，最終的結果不僅僅是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風險構架複雜的產品，其中有些產品此前尚未經受時間的檢驗。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美國金融系統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期限不匹配，這在經濟如此先進成熟的經濟體中是極為異常的。的確，由於使用短期資金為長期貸款融資而產生了大量期限缺口，這在當時讓我想起以前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危機的一些狀況（如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國、2002年的土耳其）。

吉莉恩·泰特（Gillian　Tett）在《金融時報》上對這種狀況做了很好的表述，她說：“金融家在這十年裡不僅創造這些產品達到了令人吃驚的規模，而且他們在此過程中融資不匹配的情況又如此令人震驚。”她還說：“真正令人錯愕的是，這種融資不匹配造成的風險在如此長的時間裡如此不受注意……直到最近，似乎也沒有幾個政策制定者、銀行家或投資者曾仔細想過這種做法的前景。”14

想一想：世界經濟看起來更加難以理解（這是異常現象廣泛出現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並且多邊金融監管機制正在令我們失望，在這樣一個時期，市場最終卻願意透過新的結構化產品、表外導管和其他工具的金融雜技，承擔風險更大的頭寸，而這些結構化產品、表外導管和其他工具均位於經驗豐富的公共或私營監管機構的監管範圍之外。與此同時，過多的投資者錯誤地認為由技術驅動的波動性下降意味著風險真的下降了。並且，與此同時，金融創新非但沒有真正在全球系統內分散風險，反而使風險過度集中於全球系統的一些最具敏感性的部分，過度集中於一些最不穩定的資產負債表上。

花旗集團時任執行長查克·普林斯，於2007年7月10日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時將當時的形勢做了一個精妙的總結，現在這篇專訪已名聞遐邇，他說：“從流動性角度講，當音樂停下時，情況會變得很複雜。但是，只要音樂仍在演奏，你就得起身舞起來。我們現在還在跳著。”15

我懷疑，包括普林斯在內的很多人是否設想過，當音樂停下時，對花旗集團（以及其他金融機構）來說，情景將會有什麼樣的演變。到2008年1月時，花旗集團還在奮力從機構投資者和散戶投資者手中籌募新資本。花旗集團付出了失去執行長和其他好幾位高管的代價。而其信用評級降至AA…又進一步讓其難堪不已，在其前景不容樂觀的基礎上增添了一份羞辱。

1月的一個夜晚，我放下工作，在駕車回家的路上，從BBC全球服務檯中聽到花旗集團史無前例的鉅虧在新聞播報中成為頭條新聞，對此感慨不已。幾天後，《華爾街日報》以一個簡單有力的圖表傳達了“紅字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