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3/4 頁)

工出資相匹配資金的情形），12　我們“狹窄地框定選擇”（也就是說，我們孤立地解釋面臨的選擇，儘管我們最終實施所做選擇時要將它們當做一個整體對待），以及“沉沒成本”對我們的將來決策產生過大影響。

為有助於解釋這些觀察結果，行為金融學的研究文獻力求應用某些影響市場行為的心理特性，併為之建立模型。13　譬如，這些研究文獻考察了投資者受自信、樂觀、信念惰性以及對市場武斷思考所形成的錨定效應影響的程度。這些文獻也辨識位於“感官自動操作與理性刻意操作”之間的中間過程。14

我們多數人大概會認識到自己至少對這些影響因素之一具有敏感性。行為金融學對這些行為的解釋不同於本章前面提及的“市場失靈”的傳統見解，因為“非理性行為”可以在資訊完全和可能從“重複遊戲”（即同一現象的多次再現）中學習的情況下出現。具體說來，這些解釋利用了情感在決策中的作用。

考慮到本書關注的焦點，讓讀者注意到還有一個行為金融學現象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現象即是“處置效應”（disposition　effect）15　…也就是說，投資者在賣出價格已跌至自己買入價以下的資產時往往遲疑不決。的確，我們經常會聽到一些真正成功的投資者，比如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創始人比爾·格羅斯，提醒同事說，要警惕人類具有的緊緊抱住虧損投資卻賣出已賺錢投資的傾向。行為金融學表明，處置效應在本質上反映了人們對均值迴歸持有過度而扭曲的信念，這種信念因對投資決策進行狹隘框定而得到增強。這也與沉沒成本效應有關。

這些解釋因關於我們大腦各部分如何協同工作的見解而得到補足。16　神經科學研究者會給像我這樣的外行人解釋，我們的大腦發展逐漸經歷了一個街區構建（building　block）的過程…也就是說，在自然演變的過程中，新設施新增進已有設施。正因如此，我們的實際行為和決策會受到大腦不同系統的合成驅動，而有時不同系統會受制於固有的緊張關係和衝突結果的影響。為了說明這一點，研究者舉出一個經常存在於中樞邊緣系統（你們多數人和我會稱之為“情感大腦”）與額葉前皮質（“分析大腦”）之間的衝突。

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是行為金融學領域的一個開拓者，因出版《非理性繁榮》一書在國際上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他在最近一次訪談中對上述觀點做了很好的總結：“人類的頭腦強大得不可思議，它可以進行令人眩暈的計算，但有時也很愚蠢，會犯下低階大錯。”17

變化很難，誠不足怪

如果你對科學研究的細節及其在大量現實生活中的應用真正感興趣，你應該參考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這類地方已進行的有趣研究。這些機構的研究包括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術（MRI），評價大腦在處理即刻報酬與延遲報酬之間的選擇時如何工作。18　對於我們這些不專門做這類研究的人來說，可以帶回一個簡單但強有力的研究發現：我們辨認和快速適應結構性鉅變的能力會受到很多頂頭風的阻擊，而這些頂頭風均行進在傳統的“市場不完全”觀念之外；這些頂頭風與一些基本的關於我們大腦如何執行的因素有關。的確，在出現前面討論的異常現象的情況下，投資者大腦的分析部分可能會非常擁擠，因此而相當容易地為情感部分所征服。

碰撞　第三部分（10）

這些見解也涉及人們思想有限開放和緩慢調整以適應變化的現象。的確，結構性變化落在很多人的舒適區域之外。畢竟，按照定義，這些變化很難識別，因為我們趨向於使用後視性思考框架。反過來，延遲識別變化又放大了變化造成的混亂。

2007年10月，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在她就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典禮上，談到大學如何應對挑戰的問題。大學在強調教學之外還強調研究，根據大學的定義，其固有的目標在於擴充套件知識。而知識的擴充套件必然對先前的知識、已有的權利和普遍的看法帶來某種型別的變化。

在10月那個有風有雨的一天下午，數以千計的人站在哈佛校園（Harvard　Yard）傾聽福斯特校長髮表就職演講，她讓我想到變化來之不易…甚至對一所大學來說亦是如此。下面是她的一段有關變化的演講詞：19

就其本質而言，大學培育一種求變的文化，甚至是不守規矩的文化。這是大學為未來承擔責任的核心所在。教育、研究和教學總是關乎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