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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窮困家境的他，13歲便發現寫字可以賺錢，“寫一部書可以給50元錢。50元錢啊！媽媽該會多高興！”於是，他用撿來的傳單開始寫長篇小說《風浪裡的人們》。後來，他寫的小詩被學校刊物發表，“我那幾乎沒有文化的父親，揹著我拿到他工作的小學，向那些根本看不起他這個（因‘文革’影響被迫成為）看門人的小學教師們展示。”張建星說他迷上新聞業，某種程度上是感到“一種難以拒絕的黑色誘惑”——那些生活中的不平！那些人群中的汙濁！

張建星以寫社會問題和揭露性報道起家，一部紀實文學《魔鬼市場》則顯示其新聞洞察力更令其作品進入新聞教程，在《天津日報》開設的《今早相會》社會隨筆專欄令其樹立了一個敢寫敢言的“名記者”形象。

作家蔣子龍有此評價：“張建星其實是在呼喚社會構建新的人格。他的這份真摯卻建設在對社會生活充滿現代主義的調侃上。這種披堅執銳的侃勁，是風格，也是他受歡迎的原因。現代世界似乎格外適應這種風格。張建星也似乎天生要和這個時代相會……”

“我們生逢一個幸運的時代。”張建星總在他的文章和言論中強調此點。在與這個幸運時代的交鋒中，他與現實交鋒，與新聞業交鋒，早已鋒芒畢露。

張建星：自己與自己交鋒的人（3）

第二次交鋒：商人的交鋒、與媒體的交鋒，絕處逢生

張建星正要從1層上他位於16層的辦公室，電梯內的電梯小姐連忙向他問好，大樓六部電梯都設有專職電梯員，這是天津日報的獨特一景。張建星倒是眼光敏銳，有次，他發現有個開電梯的女孩手裡捧著一本《第一次親密接觸》，這樣的景象令他觸動，更寫進了他為2001年8月8日創刊《假日100天》而寫的創刊辭中。

1601室，門外，竟然沒有任何標識顯示這是集團社長兼總編輯的房間。惟一能聯想的只是，此層位於整棟大樓的中間位置顯示著這間辦公室的核心地位。一入辦公室就能看到金庸為張建星的題詞字幅：“天上有顆天津星，天津有顆報業星”。

張建星經常會客的地方如今並不在這個辦公室裡面，而是轉到他在大廈前廳隔層開設的咖啡廳中。在這個他為集團營造的私家咖啡廳上能俯瞰樓下的車水馬龍、遙望天津電視塔，感覺斐然。張建星指著那條迎面而來的圍堤道笑著說：“有風水大師跑過來看了指出這大樓的位置不好，迎面而來的路和車相沖，而且錢財都流到兩邊去了。”

張建星是山西忻州人。他直言有晉商底蘊，他崇尚“掌櫃負責制”，高考數學僅得5分，非財務專業出身的他，竟然在分派集團核心人員的工作時，自己選擇親自管理財務；他崇尚“人身頂股制”，晉商那種透過人身股，把店員個人利益與商號利益、財東利益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做法被他應用於集團的“年終分紅”上，集團剛剛賺錢那年，他立馬就論功行賞，把大部分的利潤都給分了。而後的幾年換來了更大的活力和利潤，僅廣告額就增長了七倍。

“今晚報大樓輝煌，總編卻一臉疲憊。因為在這個城市裡有另外一棟大樓，其中有個傳媒人叫張建星，布了三路人馬，圍追堵截。”這是一篇流傳極廣的正面報道今晚報的一個報道的開篇。對此，張建星不置可否，一直認為雙方是關係很好的兄弟單位，今晚報的同仁都是張建星的老師。但據天津日報的多數人講，張建星上任擔綱天津日報社時，今晚報在天津已經把日報壓得要借貸發工資。

張建星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舉社發行”，利用整個報社的資源迅速擴大天津日報的發行。比如在建設終端網點時，他的賬便算得精明過人：天津市為改善人民生活要建500多個報亭，這需要1000多萬元，張建星把這個專案拿到手上。他先把點位弄好，然後在報紙上連續刊登廣告，接著進行經營權拍賣，3萬元入門費。於是天津日報憑空以1500萬建報亭，以終端與生活站的概念，再進行第二次融資，引來天津藥業、天士力集團、上海復興等大的上市公司投資，建成全國最大的媒體物流發行公司。

除了經營上的晉商血脈，張建星的新聞專業水準為他的傳媒王國奠定了更為重要的基石。思年間，他創辦了“異軍突起”的《每日新報》、“感覺很酷”的《假日100天》和“快而且城市化”的《城市快報》，終於以合圍之勢形成對競爭對手的擠壓。天津日報報業集團在張建星時代出現了中興之勢。2003年，集團廣告收入比1999年增長了七倍。

“對本土資訊的絕對控制，對非本土資訊的本地化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