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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上面有什麼字；四是書上說的，一定大到安邦定國，小到包醫百病；五是“得此天書者一定是個天生聖人，是個天生的頭頭，誰不服他，就是違天，就要遭到雷劈火焚，萬劫不復。”根本原因，就在於利用千百萬善良百姓的迷信。“迷信具有兩個特點：一曰信；二曰怕。”當然，現代的“本本”決不會完全採用過去天書的形式。“但是，天書的原理卻不能違反。”“只有有朝一日善良的老百姓徹底地破除了迷信，什麼七十二變化，也騙不了誰，嚇不倒誰。那時候，那種想靠‘天書’招搖撞騙起家發跡的人便施展不出神通了。”所以，“怎樣不受騙、不被騙、不被嚇，還得徹底地破除迷信，真正發揮自己腦袋的用場。管你三皇五帝、三墳五典，都不在話下。不信神，不怕鬼。用自己的腦袋，獨立思考，只服從經過千百萬老百姓的革命實踐檢驗的真理。”&lt；&lt；&lt；&lt；&lt；今昔人物兩篇文章如此之短、如此之尖銳犀利酣暢淋漓，卻放得開收得住，拿捏得恰如其分毫不逾矩，頗得魯迅雜文精髓。方寸之間大顯身手，固得益於學識，更得益於豐厚的人生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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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節：“還我頭來”陳虞孫（2）

陳先生1904年出生，是江蘇江陰人，上世紀20年代就讀於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在廈門、天津、上海等地教書。在那個動盪的“大時代”，青年知識分子很容易左傾，陳先生由左傾而參加革命，於1938年參加共產黨，可謂標準的“三八式”幹部。他一直從事地下黨的宣傳和統戰工作，1946年，進入《文匯報》任副總主筆，不久又參與地下黨領導的《評論報》、《文萃》等雜誌的工作。後又參與組建中共地下上海市委宣傳委員會，不久就任中共地下上海市委文委書記。

1949年5月解放軍攻克上海後，他擔任上海市軍管會文管會秘書長，以後，曾先後擔任《解放日報》副社長、上海市文教委員會秘書長、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

1957年夏，最高領導人震怒之中發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的號令，《文匯報》自然成為反右的重點單位，領導層大改組，總編輯徐鑄成被撤。“老革命”陳虞孫就在此時被任命為報社總編輯，任務當然是使《文匯報》回到“正確方向”。從此時到“文革”初被打倒，這十年間他一直是報社總編輯。這十年，路線、方針、政策曾發生過非常大的變化，報紙處於風口浪尖，因此“犯錯誤”者頗不乏人，但種種複雜情況，陳先生如履薄冰，終未出大事。對此，他的“部下”、老報人唐振常先生回憶說：“在《文匯報》工作數年，我有時佩服他，有時不以為然。”“當階級鬥爭弛的時候，他辦報真是遊刃有餘，得心應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把報紙辦得生龍活虎一般。”“當階級鬥爭張的時候，他表面上亦可不動聲色，一樣可以跟著‘左’的做法去貫徹在報紙上，也可以把報紙辦得似乎很有聲勢，其實是殺氣滿紙。這就是我所謂不以為然之處。但我忽略了他作為報紙總編輯不能不跟之苦，不瞭解他內心深處的想法。在當時情況下，他自然不易表露真實的想法，更何況是對於在他領導下的幹部？但偶然也冒出一句兩句牢騷語，比如一次我和他去劇協開會，人問他看不看一個叫《沸騰的一九五八年》的戲。他氣呼呼地脫口而出：‘不看。沸騰個屁！’問者吃驚。”

作為黨報主編，當然不能不跟形勢。但在關鍵時刻，他卻自有定見。1965年11月，陳先生奉命在《文匯報》刊出了江青與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拉開十年“文革”大幕的文章。有此“良機”，陳先生本可與一些人一樣，乘機而上，權傾一時。但他不為所動，並不積極表現主動靠攏，所以，在1966年夏即被“打倒”，關入“牛棚”，受了十年磨難。“文革”結束，陳氏復出，擔任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長。

痛定思痛，陳先生痛感這場巨大災難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們失去了自主的思想，結果是“人而亡頭”、“失去了腦袋的十年”。三十年前開始提倡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破除“現代迷信”，所以他才提醒人們要“真正發揮自己腦袋的用場”，疾呼“還我頭來”。三十年後，可還記得他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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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節：“不採蘋花即自由”的意義（1）

“不採蘋花即自由”的意義

1953年歲末，陳寅恪先生拒絕了有關方面要他北上擔任中國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所長的邀請，並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