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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大寨，很多人都會想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響亮的口號：“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在那個年代，曾經有1000多萬人來到這個總面積僅1�88平方公里的偏僻小山村，學習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

今天，當全國正在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時候，記者再次走進大寨，去尋訪那早在上世紀60年代已聞名海內外的小山村，去了解改革開放20多年大寨的嶄新風貌。

從“七溝八梁一面坡”到高產穩產

還沒進大寨村，寨門上那鮮紅的字——“大寨”已經映入記者的眼簾，寨門牆上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八個大字依然鮮豔，這個在無數圖片中出現的招牌字已成為大寨的標誌性建築，它和大寨一同經歷著風霜雪雨，一直走到今天。

“地無三畝平，年年災害多。”見到記者，已經77歲高齡、曾經擔任過村黨支部副書記的宋立英老人這樣形容剛剛解放後的大寨。她告訴記者，當年大寨一共有800畝地，分散在虎頭山坡上，共4700塊，極為零碎，最大的不過3畝地，而且地面不平，水土不保。加上經常有水災和旱災，村民的日子非常貧困。“那時候，大多數的人家都是吃糠菜。”

別看宋立英老人上了年紀，說起當年的事還滿懷激情：“面對這樣的艱苦條件，當時的村支書陳永貴帶領全村群眾，利用虎頭山的石頭，砌溝造村，壘壩造田。”

“當時全國人都知曉大寨人‘三戰狼窩掌’的故事，就是陳永貴帶領著大寨人用石頭做壩把狼窩掌攔住，然後在上面墊土種地。隨後，陳永貴總結了三戰狼窩掌的經驗，全面展開治理七溝八梁一面坡，搬山填溝造‘小平原’（大塊田）的工作，使大寨土地變零為整，耕地從4700塊，變成900多塊，造成了保水、保肥、保墒的‘大寨田’。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大寨的土地畝產超千斤，比1953年（合作社時）翻了兩番多。”

“1964年，在毛澤東主席‘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下，大寨一時間成了全國農業戰線上的標兵，周恩來總理曾經3次陪同外國友人來到大寨視察工作，我們還接待了五大洲的上百個國家的元首和友人。”宋立英自豪地說。當然；在“左傾”思潮的影響下，“農業學大寨”演變為一場政治運動，這是大寨人所沒有想到的。

從單純型農業到農工商一體

走進今天的大寨，你會發現，在寨門的兩側，大寨土特產店、大寨紀念品店、農家飯店、農家旅店的招牌錯落有致，不時還有村民熱情地上前吆喝著。走進寨門，一排別緻的現代化新房出現在記者面前。

“其實這還是過去的窯洞，只不過是在窯洞前又蓋了一層嶄新的房子！新蓋的房子用來開雜貨店買紀念品，裡面的老窯洞就成了農家旅店。”村民賈翠蘭曾經是“鐵姑娘隊”隊員，如今她正在幫著兒子看管“大寨紀念品雜貨店”。她告訴記者，村裡在山上統一蓋了小別墅，他們家已經搬進了別墅。“一個雜貨店，一個飯店、一個旅館，一年的收入就是兩萬多！”賈翠蘭高興地說。

與賈翠蘭家一樣，改革開放20多年，大寨在變化，大寨人的生活在變化，大寨人的思想也在變化。

“過去是全國學大寨，現在是大寨學全國。”這是大寨村村支書、全國人大常委郭鳳蓮曾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也體現了大寨人的思想變化。

“上世紀80年代，全國農村鄉鎮企業蓬勃興起，但大寨還在老路上打轉轉，固守著傳統農業的思維模式。80年代末，大寨人耕種著700畝耕地，全村每年的總收入只有270餘萬元，人均純收入735元，集體經濟沒有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也是白紙一張。”大寨村原村支書高玉良告訴記者，“1991年年底，‘鐵姑娘’郭風蓮重新回到大寨擔任村支書。當時恰逢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轉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光靠‘說教’和‘號召’不行呀，必須讓大家出去走一走，呼吸時代風，感受致富情。”　。　想看書來

從農業旗幟到新農村典型（2）

說幹就幹。當年，全村140來戶人家，每戶出1人，租來幾輛大轎車把大家拉出娘子關。河南的劉莊、南街村，江蘇的華西村不是有名嘛，組織部分幹部和青年民兵去取“經”。

“參觀後，我們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李懷蓮是當年走出去參觀的代表，如今她已經是村婦聯主任，“當時我們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要想致富快，農業加買賣。”

從此，大寨人擺脫了“以糧為綱”的陳舊觀念，走上了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