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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30年代，蘇聯開始實行農業合作化運動。俄羅斯貧苦農民是養不起馬的，於是由俄羅斯工人組成的工作隊就把有馬的車臣人一律當成了“富農”，不但馬要沒收，而且俄共對富農的政策是肉體消滅。對於車臣部落的牧民來說，馬和槍是男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搶他的馬，他寧願持槍死戰。於是北高加索車臣地區開始出現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

1922年，車臣和達吉斯坦教長納日穆特金·戈欽斯基率領車臣和印古什人起來反抗。1922～1924年，北高加索軍區及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區域性隊所採取的圍剿行動沒有成功。1925年的8、9月份，在北高加索軍區司令葉·烏博列維奇的指揮下，蘇軍發動了更大規模的鎮壓行動。隨後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的3～4月蘇軍又在車臣不止一次地採取過圍剿行動。1936年車臣局勢才安定下來，但車臣—印古什一直有個別小股匪幫在活動，直到德國入侵。

二戰期間車臣部分地區被德軍佔領。在佔領期間德軍充分利用車臣的民族情緒，許諾給予其充分自治的權利，從而得到了一些車臣部落的支援，該地區還成立了一個“高加索兄弟特別黨”。此舉招致了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嚴重不滿。1944年2月蘇聯內務部長貝利亞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以十萬兵力包圍了車臣地區各村莊，在2月23、24兩天之內，將387萬多車臣人和91萬多印古什人押上悶罐火車，解往哈薩克。押車計程車兵接到命令：車臣人逃離鐵軌五米之外，即可將之射殺。在遷徙的過程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車臣人口也因此銳減。歧視性民族政策的執行，加深了俄羅斯和高加索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情緒。

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如此描繪被流放的車臣人在20世紀50年代的生活：“車臣人實在不受周圍人的歡迎，他們粗魯、兇猛，公開表示討厭俄羅斯人。”“自從人們背信棄義地把他們趕出故鄉的那一天起，他們就對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們蓋起一些叫‘薩克利亞’的平頂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爛爛，像是一腳就可以踢倒似的。他們的‘家當’也如此，只考慮當天、當月、當年，什麼都不積蓄，不貯備，沒有任何長遠打算。他們只知道吃喝。年輕人稍微講究一點衣著。一年年過去了，他們還是和剛遷來時同樣一無所有。”“他們鄙視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國家學校所教的知識，更不讓女孩子去上學，怕在那裡被敗壞。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學的。他們不讓婦女到集體農莊去幹活，自己也不願意在農莊土地上出力。他們大多數人設法當了汽車司機：保養機器不丟臉，況且他們那種高階騎手的性格和愛好也可以在汽車的賓士中得到某種滿足。當司機還可以滿足他們偷竊的願望。不過，他們也採取直接行動滿足這最後一種願望。是車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這類概念帶給了和平、樸實、沉睡的哈薩克。他們會把成群的家畜趕走，把全家的東西偷光，有時則乾脆強搶。”

接著索爾仁尼琴還講了一個血親復仇的故事。索爾仁尼琴在中學任教時，九年級有個叫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的車臣男孩，他的哥哥酒醉後殺了一個老婦人。這時他那醉醺醺的頭腦才忽然想到：按車臣人的規矩他將會有何下場。於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機關去自首，躲到監獄裡去了。但他還有母親、弟弟以及另一個同宗的長輩（家族中其他人已死於流放途中），論輩分該是阿布杜爾的叔父。殺人的事很快傳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車臣人居住區。這時胡達耶夫家族剩下來的這三個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爾家裡，準備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門窗全部釘死，像躲進堡壘一樣躲藏起來。按習俗，被害老婦人那一家族的車臣人必須殺死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一個人以報仇：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人不流鮮血，受害者的親屬就沒有資格在世上作人。他們三人被團團圍住了，當官的誰都不敢走近他們家。“從前在我們眼裡一直顯得那麼威嚴可怖的區黨委會、區蘇維埃執委會同警備司令部和民警機關一起隱藏在土牆裡邊，還有內務部派駐機關等等，也都在復仇者的怒火面前望而卻步。”車臣人在哈薩克的大地上可以大搖大擺地走路，他們傲視一切，不論是“國家的主人”還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給他們讓路。血的復仇發出的光芒形成一個恐怖“場”，他們就是利用這種力量維護並加強著這個小小的山地民族。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的錯誤政策很快得到了糾正。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中說，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無法理解，怎麼可以讓整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