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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軍校第九期。是國民黨敗退臺灣初期崛起的將領。黃鎮球歷任軍校教育長，“軍委會防空總監”、“聯勤總司令”、“國防部副部長”。1958　年　7　月　1　日，蔣介石改組特勤機構，成立“警備總司令　部”，黃鎮球奉命接管“警總”。1958　年　8　月，黃上任未滿　1　月，即奉調“總統府參軍長”，為“警總”　歷任“總司令”中，出身背景最特殊，而任期最短的將領。據悉：黃鎮球之下臺，與蔣介石“鬥智”有關。此因：（1）蔣介石不想讓保定軍校出身的將領氏期主控“特情機構”，故其重　用黃鎮球，無非是在試探黃鎮球的“政治智慧”，藉此觀察黃鎮球的“忠貞”，　能否為其所用。

（2）黃鎮球雖系行伍出身的舊式軍人，但為人頗識大體，深諳官場進退　之道。尤其在“孫立人事件”後，他更是戒慎恐懼，當他獲悉老蔣的“用意”時，他立刻“望風承旨”迅速將權力交出，以釋當局的“疑慮”。

（3）黃鎮球不擅情治工作，故而，在處理重大事件上，須向情治老手李　立柏、朱致一、夏季平等三位“副總司令”“請益”，否則，他所批閱的公　文，幾乎出不了“總司令辦公室”的大門，使他飽受“牽制”之苦。

黃鎮球交出權力後，深獲蔣介石的“賞識”，特意“重用”黃鎮球出任　“總統府參軍長”，並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為保定軍校出身的將領中　的最後一位“四星上將”。

黃鎮球就任僅一個月，對“警總”談不上有多大的建樹。但以他的辭職　意義而言，對臺灣的政局，可有若干的啟示。誠如黃鎮球的一位部屬所說：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在政潮起伏中，能從心所欲的放棄權力，可謂少之又　少”。第二任“總司令”黃傑：“警總”權勢鼎盛時代　黃鎮球去職後，黃傑入主“警總”，象徵黃埔系統當政時代的來臨，促使“警總”領導體系起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在黃傑之前，執掌戒嚴、衛戍、保安、情治等重大任務的將領，如紐先銘、孫立人、黃鎮球、李振清、餘伯　泉、徐培根等人，都不是黃埔出身，他們雖是蔣介石的親信或左右手，但卻　不是蔣介石親自調教出的“子弟兵”。因此，在人事任命的過程中，他們“忠　貞”的程度，常引起蔣介石的疑慮。而黃傑卻不然，他出身黃埔一期，對蔣介石一向“孤忠耿耿”， 1949年退出大陸前夕，黃傑率部轉戰西南後進入越南，被法國殖民政府囚居在富　國島上，他以“忠貞不屈”的決心，一心返臺追隨蔣介石，被國民黨捧為“海　上蘇武”。 1953　年，他如願以償率部到臺灣，即出任臺灣防衛司令，　1954　年接替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事件”後，奉調“總統府參軍　長”，從此，他在蔣介石的提攜下，展現其雄厚的實力，成為當時最具實權　的將領。一般而言，蔣介石重用他，系回報他的“忠貞”。可是，據“警總”前副參謀長王某表示：“蔣介石重用黃傑的政治意義在於：（1）表明蔣介石支援“警總”的立場，使“警總”的權威在短期內得以　樹立。（2）建立情治系統新的領導體系，而使“警總”“以軍令掌理民政”的措施，可實施得更徹底。

（3）黜退老將，使何應欽、郭寄嶠、餘伯泉等非黃埔嫡系將領至此不復　當權。（4）可顯示蔣介石對戒嚴法的重視。　除此之外，黃傑接掌“警總”，也奠定未來出任“總司令”的人事傳統所須具備的條件。據一位陳姓退役將領分析說：基於“警總”傳統人事的安　排，及情治系統“互相制衡、彼此監督”原則的考慮，出任“總司令”的條　件為：（1）必須出身黃埔系統，且是“最高領袖”忠貞的長年部屬。

（2）個性沉穩內斂，具有調和鼎鼐能力，處理事務能“先意承旨”，遇　事能任勞、任怨、任謗，而為當局分憂解難，無視於外界責難。（3）在軍令部門曾擔任主管情治業系的首長，與具有指揮兵團作戰的資歷。

（4）在國民黨內，須位居國民黨中央委員。

（5）確立“總司令”的產生，一律以“外調”為主，而不由內部將領循　序而升。以出任“總司令”的條件推斷，“警總”權勢之大，絕非偶然，以黃傑　時代而言，他的確沒有“辜負”蔣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內，黃傑大　量引用防衛總部的幹員，以增進“警總”內部的強悍作風。他為了巴結蔣經　國，時時借重政戰勢力，加強意識形態的辦案基礎。他也厲行“非國民黨員”　不得為“警總”幹部的政策，使“警總”上下成員，在“政黨認同”的情勢　下，對於不利“黨國”的組織和個人，都視為敵人，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