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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引發的中國動盪，可以看做東方古國試圖抵禦西方勢力特別是宗教滲透的最後一搏。隨著清王朝的最終告敗，曾經一直受到牴觸、抗擊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傳教士活動，在20世紀初變得暢通無阻。雖然還會有零星的民間的反對聲音，但過去那種主要針對基督教傳教勢力的強烈排外情緒和非理性行為，逐步退隱到了歷史後臺，直到20年代後期新一波革命浪潮的興起。因此，1900到1925年，這一時期被認為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鼎盛時期。《盧斯時期的中國形象》一書寫道：“從義和團到孫中山1925年去世，傳教事業在中國經歷其黃金時代，到20年代中期，在中國有27所教會大學和學院、3700名學生、43000名畢業生。中小學裡，中國學生有30萬在新教教會學校唸書，26萬在天主教學校唸書。隨著政治和社會的動盪，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傳教事業日趨衰微。”盧斯在中國的成長，回國後的大學生活，乃至1923年創辦《時代》，恰恰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

盧斯與父母最直接的承繼關係，表現在他對教育的關注以及對教育理念的另一種實踐上。

在西方與近代中國的關係中，如何看待與解讀傳教士的作用，歷來非常棘手。在不斷的軍事入侵、政治干預、經濟滲透的歷史演進中，一代又一代的傳教士，總是處在背景複雜與處境尷尬的位置，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於是，在過去的歷史評說中，傳教士們大多隻受到政治的審視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認為與“罪惡”密不可分。這是他們無法迴避的尷尬。一些論及西方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關係的著作，雖然會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變脈絡，但更多的則是言辭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傳教活動與列強的勢力滲透和利益分割簡單地混為一體，而對這樣一種世界範圍內發生的歷史行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諸方面產生的積極影響，眾多傳教士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傾向，尚缺乏具體的分析和客觀的評價。在這一點上，《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一書頗有創見，頗有力度。在作者那裡，傳教士們所從事的教育活動，不再被視為“妖教”的洪水猛獸，也沒有簡單化地將之作為帝國主義實施侵略的附屬工具，而是多了一些心平氣和的、冷靜的敘述。他們站在歷史的高度，予以客觀評價。正是教會學校的出現和發展，才導致現代意義的中國教育開始萌芽、形成；同時，教會學校本身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社會精英，從而大大改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成員構成，產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認的積極影響。從論題上看，他們所側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於教育的特殊性，他們的敘述其實也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諸領域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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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一章（4）

的確，與傳教士相伴的教育活動，以及它的歷史作用，特別需要認真研究和客觀評價。我時常覺得，歷史敘述有時需要多用設問來加深思考。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沒有傳教士最初帶來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學校理念，沿襲千年的科舉制度是否會衰微和消失？如果沒有來勢兇猛的教會學校的衝擊，北京大學之類的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否會出現？如果沒有20世紀處在巔峰時期的教會學校教育，會出現那麼多學貫中西、成就斐然的學者、文學家、律師嗎？如果沒有燕京大學教會大學的特殊背景，沒有大學校園裡相對活躍和寬鬆的政治氣氛，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還會以燕京大學學生率先走上街頭的那種方式爆發嗎？……

我想，有些歷史存在的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關鍵是我們如何能做到不受狹隘意識的束縛，而將之放在客觀的天平上衡量。

在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教育近代化的影響中，盧斯父母所在的登州長老會及其所辦學校，佔據著重要的位置。

1864年，從美國來到登州的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與夫人，一起在登州設立蒙養學堂。這被認為是在中國早期出現的教會學校之一。1876年，學堂擴至中學，並正式定名為文會館。

《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一書對登州蒙養學堂的教學生活有這樣的描述：

早期的登州蒙養學堂就像一個大家庭；狄考文夫婦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然而，與中國傳統家庭的家長不同，他們不但有威嚴，而且很親切。特別是負責學生生活的狄考文夫人經常給孩子們講故事，還和他們一起玩捉迷藏。

會講漢語，不僅使外籍教師可以直接與學生溝通，更重要的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