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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廷應該立即回到他自己的國家俄羅斯去。第二，漢口政府執行委員會中的中國人，願意出國休息的應允許離開。漢口政府中其他一些忠誠信奉國民黨原則的成員，應立即加入南京政府。

“為了儘快取得革命勝利，實現孫逸仙博士的原則，個人的矛盾容易得到解決。

“我們必須尊重孫逸仙的遺願。”（《時代》，1927年7月4日）

蔣、馮走到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當蔣介石和馮玉祥先後採取###和反蘇行動時，他們分別有一個兒子正在莫斯科留學，蔣介石的兒子是蔣經國，馮玉祥的兒子是馮洪國。他們的立場轉變無疑把兒子推到了極為尷尬的境地，而兒子的反應，特別是蔣經國的反應，頓時也成了世界媒體關注的新聞焦點。

封面中國　第四章（4）

自孫中山1923年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後，前往莫斯科留學吸引了眾多渴望革命的中國青年，蘇聯也相應創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專門為中國革命培養學生。在這樣的革命高潮中，蔣經國和馮洪國也分別被他們的父親送到了莫斯科，以表示他們支援革命、與蘇聯友好的態度。

然而，突變來了。

最先遭遇尷尬的是蔣經國。《時代》以《痛斥父親》為題報道了蔣經國在莫斯科的反應：

莫斯科一位正在唸書的青年學生，是中國國民黨獨裁者蔣介石的兒子，年輕的蔣上週聽到他的父親如何開始在中國清洗共產主義後，給一家莫斯科報紙投書說：

“蔣介石曾是我的父親，革命的朋友。現在，他成了我的敵人。幾天前，作為革命者的他已經死去，活下來的是一個反革命。他曾用美麗的語言描述革命，但又在最便利的時候背叛之。蔣介石不再會和張作霖作戰。打倒蔣介石！打倒叛徒！”（《時代》，1927年4月25日）

與蔣經國同時在中山大學留學的另一箇中國學生盛嶽，後來在回憶錄中更詳盡地記述了蔣經國此時的反應：

蔣經國是登臺演講的學生之一，當時他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他那雄辯的演說贏得了全體學生雷鳴般的熱烈掌聲。1927年4月16日，《訊息報》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學學生對政變的反應的文章中發表了這次演講的情況：“蔣介石的兒子鼓動學生們到共產國際大廈前遊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說：‘我在這裡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幾天之後，蔣經國發表了一個公開宣告，譴責他的父親蔣介石是他的敵人，這份宣告被塔斯社譯為多種文字廣泛散發。（《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25頁）

從這一回憶看，《時代》的報道想必源自塔斯社。有意思的是，對父親行徑嚴辭痛斥的舉動，為蔣經國贏來了鮮花和掌聲：

這個宣告發表後，我們無論走到哪兒，都碰到人們以極大的關注問我們：“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夜之間，他成了一個有名的大紅人，而倒黴的是我們沒有一個像蔣介石那樣的父親。“四·一二”政變後，我們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僅不再有俄國姑娘們向我們賣弄風情，而且我們到處都受到俄國人的輕蔑。（《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26頁）

2個月後，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在莫斯科也遇到了蔣經國同樣的尷尬。馮玉祥與蔣介石合作的訊息傳來，馮洪國立即採取與蔣經國同樣的舉動——與父親決裂，痛斥父親。馮洪國在莫斯科當即發表了一份宣告，形式是致父親的公開信。他譴責父親叛變革命，其語言和語氣與蔣經國也大致相似：

父親：現在很明白，由於你逃離革命戰線，你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頭子。……你顯然不想在國民黨領導下進行革命鬥爭，而是隻想利用他的旗幟，打著保衛工農利益的幌子，搶佔更多的地盤而已。……作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關係。從今天起，我把你當成蔣介石、張作霖一夥反革命分子當中的人。

現在你我屬於敵對陣營。你在反革命陣營。今後我一定要和我那與工農為敵的父親進行鬥爭。這是我對反革命父親的訣別之言！（《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44頁）

2個在莫斯科公開宣佈與父親決裂的年輕人，後來又各自回到了父親身邊。馮洪國的情況如何未見記錄，蔣經國則是在20世紀70年代成了父親的接班人，從而也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在以後的敘述中還會出現。

發生在莫斯科的與父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