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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陣包抄過去。敵軍猛撲一夜無功，至是士氣已沮，我軍一旦反擊，敵人遂全線潰亂，一經跟蹤追擊，遂潰不成軍。馬濟復調集白俄騎兵千餘人，向我左側翼反撲。此批俄兵在北戰場中聲威素著，因俄兵人高馬大，當之者每為其氣勢所懾，而望風披靡。此次俄軍指揮官仍施展故技，列隊向我衝來。我軍將士均不發槍，候其行近，則槍炮並施，全軍迎頭逆襲。俄軍遂掉轉馬頭，奪路而逃，與北軍數萬人張皇逃竄，互相踐踏，伏屍遍野。主帥馬濟也落荒而走，在肥北高粱田中，為當地紅槍會用梭鏢所傷，不治而死。

兩路北伐會師隴海路（3）

據說，馬氏此次在梁園督戰，是抱定孤注一擲的決心而來的。他在蚌埠曾向張宗昌建議說，這次犯皖的革命軍的主力系廣西部隊。廣西部隊概長於運動戰，唯求速戰速決，利於進攻，疏於防守，一旦戰罷，則解甲高臥，防備極疏。馬說：“我知道他們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三斧頭砍過之後氣就鬆了。這次我們決定於夜間進襲，攻其無備，包管可以一舉而聚殲之。”

張宗昌很看重馬濟，因為馬氏是多年宿將，又是廣西人，我軍上下多半曾任其部屬。馬氏既如此建議，張宗昌遂挑選直魯軍精銳，交馬氏親自指揮，南下增援。渠探得我軍在梁園宿營，遂乘夜拼全力猛撲。誰知我軍的沉著，大出其意料之外。馬氏未能撼動我軍絲毫，反而自食其果，一敗塗地。

梁園大捷後，我軍尾追不捨，5月20日遂克明光、臨淮關和鳳陽。22日克津浦線上的重鎮蚌埠。斯時我軍第一、二兩路也在何、白二人指揮之下，與我呼應，齊頭向隴海線推進。

在全軍北進時，我本人則在合肥小住，以整飭第三路直轄的新編各軍。先是，我軍駐紮蕪湖時，因廣西后方匯款未到，餉糧不繼。我曾召集蕪湖商界，籌借軍餉十餘萬元。駐軍籌餉，為我國近代的通例，駐地紳商也認為是一項正規的負擔，不以為異。如數目不大，紳商都樂為之助，初無怨言。到我軍渡江北上時，適後方軍匯到達。我遂召集原來紳商辭行，並將前借的款如數奉還，未少毫釐。這種舉動，在當時商民眼中簡直是奇事。因自清末以來，駐軍借餉，如數歸還的，這還是頭一次。

可是合肥的情形便不同了。因原駐此地的第三十三軍、第二十七軍、第十軍等，多系北軍收編，加入革命為時甚暫，戰鬥力既差，擾民尤甚。士兵佔住民房，強買強賣，拉夫借餉等事，時有所聞，紳民嘖有煩言。我抵合肥時，全城紳商代表道左相迎。尤以紳士季雨農曾助馬祥斌守城月餘，不辭勞瘁，深堪嘉許。他們對我都很愛戴，我對他們也很尊重，彼此相處無間，他們遂得盡所欲言。因此，我對駐軍擾民情形洞悉無遺。遂於合肥召集軍事會議，面告柏文蔚、王天培、王普等軍長，務必嚴申軍紀。

柏軍長是皖省耆宿，辛亥革命時曾任安徽都督，是一位革命老前輩。他向我訴苦說，他的第三十三軍全是北軍和地方軍臨時收編的，軍紀極壞。我告訴他說，你必須痛加整頓，否則我便將一切不法的軍隊繳械、遣散。柏氏唯唯。王天培、王普、葉開鑫、馬祥斌都表示絕對服從總指揮的命令。會後，我便通令全軍，並張貼布告，整飭軍紀，有違令擾民者，軍法從事。三令五申之後，果然全軍肅然，一反故態，卒能令行禁止，秋毫無犯。足見天下無不可治的軍，只是事在人為，以及主帥是否能以身作則而已。

合肥小住之後，我即隨軍北進。6月2日徐州克復，遂移總指揮部于徐州。此時我友軍第一、二兩路也北進到隴海路會師。高階將領於6月上旬雲集徐州，作進一步北伐的商討。

當我軍進抵隴海路時，武漢方面北伐軍也同時抵達該線。先是，武漢軍在唐生智、張發奎二人指揮之下，曾與奉軍激戰於京漢路。斯時，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也已出潼關，攻佔洛陽，威脅敵軍的側背。奉軍不敢戀戰，於6月1日自鄭州北撤。武漢軍遂佔領隴海路中段，進駐鄭州、開封，與徐州我軍遙相呼應。

徐州班師始末（1）

一

6月初，我三路革命軍會師隴海線時，山西閻錫山已正式附義。革命勢力至此已奄有全國的大部，本可一舉而下北京與天津，以實現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說”的主張。誰知正因軍事進展的迅速，武漢方面反蔣聲浪也隨之高漲。卒使九仞之山，功虧一簣。

因寧漢分立後，武漢方面竟一變“容共”為“聯共”，舉行所謂“國共聯席會議”，凡重要政令悉由兩黨合議施行。蘇聯顧問鮑羅廷操縱一切，儼然太上皇帝。所謂群眾運動更搞得天翻地覆。這種過激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