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性投奔他們而去。例如在舊金山，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８年間吸引了大約３萬名同性戀者，在接下去的十年間又增長了５萬人。 每年與數以萬計性伴侶的亂交，是同性戀者自由感覺的表現。無論這種行為是否典型，在７０年代它都是足夠普通的，它在該人群中所引起的性傳播疾病（ＳＴＤ）的增長遠遠地超過了整個人口中已經令人不安的偶然的ＳＴＤ上升。１９８０年，美國生理學家憂慮ＳＴＤ病例總數每年以１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增長，在同性戀中間它的增長速度要快１２倍。一些疾病以各種方式猖獗一時：１９８１年下半年，舊金山衛生官員估計該城７３％的同性戀者已經患有Ｂ型肝炎。有些疾病為同性戀者所獨有。１９８０年，國家衛生學院（ＮＩＨ）發現，美國２０％以上的同性戀者感染有阿米巴組織溶解寄生蟲，一種通常在發展中國家發現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導致腸內潰瘍，並且能侵入並寄生在肝臟內。在１９７５年美國尚沒有任何這種後天感染的病例。極為幸運的是，這些感染是產生很少痛苦的一種溫和的寄生蟲。“同性戀腸道綜合症”只是即將在全世界同性戀中間出現的一系列罕見疾病之一。 在《拯救艾滋病》一書中，紐約歌手辛格·邁可爾·卡倫描述了當時同性戀者中間的反應：“我們對每種疾病都滿不在乎。同性戀腸道綜合症，在某些方面幾乎是一種驕傲；現在我們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們擁有自己的管子工和稅務顧問。”肛交——在男人之間很容易轉換“被動”與“主動”角色——很大程度上要為創造卡倫稱為“日益被細菌汙染的陰溝”而負責。肛交可以用生殖器、手、口進行。於是，身體的這些部分便成了把各種細菌引入直腸的港口，那是免疫系統防衛薄弱的地方。卡倫自己計算，在他十年出沒於澡堂、迪斯科舞廳和其他病灶場所的同性戀生活中，曾有３０００多名性夥伴，並且： 作為後果，我也患有以下的性傳播疾病，許多病不止得過一次：Ａ型肝炎，Ｂ型肝炎，非Ａ／非Ｂ型肝炎，Ｉ型和ＩＩ型單純皰疹，疣，賈第蟲病和阿米巴組織溶解寄生蟲病，志賀氏菌病和沙門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體細胞肥大病毒（ＣＭＶ）和愛波斯坦·巴爾病毒（ＥＢＶ）單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後還有隱生孢子。 很明顯，對於卡倫和成千上萬的其他同性戀者，這是自由的代價。 １９８１年秋，當亞特蘭大的醫學探士們將後來被稱為艾滋病的奇異病症拐彎抹角地命名為“與同性戀有關的免疫缺乏症”（英文簡稱為：ＧＲＩＯ）時，艾滋病便與同性戀結下了不解之緣，整個同性戀運動也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道義和實質性的打擊。 這種打擊是毀滅性的。 不管同性戀者們如何迴避，如何辯解，如何羞羞答答欲蓋彌彰，但事後ＨＩＶ三大傳染渠道：即性（尤其是同性戀最為直接和顯著）、血液、母嬰無不證明了同性戀者是ＨＩＶ傳染和流行的高危人群之一！ 國家衛生部在“同性戀人群中ＳＴＤ（性病）／ＨＩＶ感染情況”的調查報告中寫道：“令人遺憾的是，目前有多少同性戀者感染了ＳＴＤ和ＨＩＶ尚不清楚。全國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ＳＴＤ監測資料顯示，１９９４年男性同性戀中患ＳＴＤ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２６３％。在北京一所綜合醫院治療的３８例ＨＩＶ陽性或ＡＩＤＳ患者中，１２人是因為透過同性戀性行為感染；另一所醫院則報告３３人ＨＩＶ感染者中有１０人是透過同性戀性行為感染。估計中國可能有１０％的ＨＩＶ感染者是由於不安全同性性行為引起的。” 這份來自國家權威衛生部門的調查報告還不無憂慮地表示，不使用安全套是誘發ＨＩＶ感染的最直接原因。“據報道，男性同性性行為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各有不同。在被調查的同性戀者中，北京有２／３，雲南有１／３，天津和重慶有１／４的人至少使用過一次安全套。然而，在流動人口和其他城市中，安全套的使用並不多。１９９３年，　北京、天津、西安和重慶的調查顯示７．５％～９．３％的同性戀性活動是###或愛撫，５０％是肛交。另一項研究顯示，１／３的男性同性戀者為肛交。半數被調查的同性戀者稱在他們的生活中有５０個以上的性伴。部分人稱一年中有１００多個性伴。四大城市的一項調查表明約３８％的同性性行為是付費的。在某大城市的另一項研究顯示，一些流動同性戀者是男妓。” 正由於上述一些原因，客觀上給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帶來了不少的困難和障礙，“在同性戀者的關係中，存在著許多複雜的社會心理影響因素。由於這類活動不被廣泛接受，他們的交往多是秘密的”，“對這部分人進行教育極其困難，特別是對那些經濟收入很低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