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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樓村幾乎所有在外打工的數百名村民，已被僱傭者趕出門，重又回到了他們的家鄉文樓。 艾滋病提高了上蔡文樓的知名度，也改變了上蔡人的生活方式。 上蔡的官員在外出公務時，他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解釋目前的現狀和實際環境，他們不得不面臨他人對他們的白眼和距離。 有兩件事使上蔡官員感到羞辱與震驚： 其一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末，一位上蔡幹部去上海出差，到某賓館登記住宿時，當服務員接過身份證進行登記目光一接觸到“河南上蔡縣”幾個字時，驚叫著把身份證扔了出來，並說賓館已沒有床位。無可奈何，這位幹部只好流落街頭。 其二也是在２００１年夏天，上蔡縣組織大批勞力到邊疆某省採摘棉花，但是當地發現這批勞力是上蔡人時，立即採取了極端而激烈的反應：上蔡人一個不要！ 對此窘鏡，上蔡縣委縣府的官員急了：這可是農民花著對他們來講是鉅額費用的車費去掙錢的啊！他們立即奔赴邊疆某省，進行艱難的解釋和說服工作，企圖讓上蔡的民工們能夠得到寬容公正的對待。 羞辱和災難不僅涉及到上蔡人，甚至還涉及到上蔡的瓜果蔬菜以及上蔡的一切。 ２００１年夏天，一個謠傳開始流傳河南全省：西瓜裡注射過ＨＩＶ，不能吃！這給數以萬計的瓜農帶來的打擊和損失是巨大的。他們種的瓜賣不出去，即使白給別人也不要！ 其實賣不出去的又豈止是西瓜，在一段時期裡，以種菜為主業的文樓，他們種的蔬菜似乎也有ＨＩＶ，不被外地人接收。 “艾滋病的標籤貼在身上，貼在與文樓、上蔡甚至駐馬店有關聯的東西身上，我們無法揭下來。”河南一些地方官憂心忡忡地感嘆道。 上蔡的官員說，他們這個國家級貧困縣，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力量，已經佔據了整個縣正常工作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說�防治艾滋病已經成為了上蔡縣的中心工作。縣裡已經竭盡所能對文樓給予了關懷，縣政府對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減免了所有應該交納的學雜費，減免統籌、提留９萬元，免義務工１８０００個，而在這個國家級貧困縣裡，教師和國家公務員的工資還不能完全按時發放。 對於上蔡官員們來說，除了沉重的現實、無聊的羞辱之外，還有許多無以言明的難堪。 他們說，縣的主要領導曾到國家的一些部委求助，到一些機構（如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遊說，企圖尋求資金方面的援助。一些部門的反應相當冷淡。他們說，如果是自然災害還可以考慮，但艾滋病是一種病，而且是一種“髒”病。 面對這一事實，上蔡的官員們還有什麼好說的哩！ 就是在這樣難堪之下，就是在這樣的羞辱之中，就是在這樣的危境之下，河南有關部門還是採取了切實可行的做法，記者在河南省政府檔案局查到了許多有關艾滋病的記錄： 截止２００１年年底，河南省是中國艾滋病５年活動計劃頒佈之後第一個制定了相關實施意見的省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下旬，河南省衛生系統“一票否決”的艾滋病常識考試在全省展開，如果考試未能透過，職稱評定和晉升就沒有希望； 河南省拿出１４００萬元的投入，建設５個市的防疫機構和醫療機構，村衛生所救助病人，國家衛生部也認可這是目前全國拿出資金最多、最有力度的省份； 當地政府已經用專款給文樓建立了控制和治療艾滋病的診所，並且派來了一個醫生和一個司藥。診所為那些已經嚴重發病的村民免費提供部分藥品。在文樓村診所記者看到，藥櫃裡的藥價格便宜，花上幾塊錢，就能買到治拉肚子、頭疼、發低燒等艾滋病症狀的藥物； 河南省還有一條十分有力的措施是，他們要求公安部門負責對強制進行性病檢查治療的賣淫嫖娼人員的組織管理； 他們還在艾滋病感染比較集中的地區，對申請結婚的男女婚前的健康檢查，必須進行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 河南省民政部門還對因患艾滋病而死亡，造成家庭成員成為孤老或孤兒的，對孤老實行“五保”，對孤兒實行“六保”，對家庭主要成員因患艾滋病喪失勞動力，被撫養人和被贍養人無生活來源的，進行“五保”…… 面對記者的採訪，河南一高階官員說，河南現在有勇氣面對艾滋病對我們的攻擊；我們也需要勇氣來承擔艾滋病防治史中我們應該履行的那份責任和義務。 這位官員還表示，河南和全國人民需要的是共同的東西，儘管有人認為河南的艾滋病應該是過去的舊賬，要清理，但是我們呼籲其他地方政府，和國家一起，正視艾滋病，把全社會的目光注視到像文樓村這樣需要幫助和撫慰的艾滋病群體中，踏踏實實地為他們的生存和將來考慮。 好心的人們似乎應該鬆口氣了，但另一個壞訊息卻朝人們迎面擊來。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