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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記者剛走，又一批記者來了，幾名艾滋病患者面對話筒，不約而同地哭訴著自己的不幸遭遇和不公對待。 這時，更為強大的壓力向桂希恩教授襲來，為了平息事態，也為了安慰幾名艾滋病患者，更為了向世人表達艾滋病傳染途徑的科學常識，桂希恩教授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從５月１０日起，五名艾滋病患者住進他家裡，自己與這些病人同吃同住，看一看一個醫學教授、傳染病專家究竟會不會因此染上艾滋病！ 決定一出，輿論大譁。桂希恩教授的同事和朋友也紛紛勸誡他“不可魯莽”，“一定小心”，而那些責怪桂教授把艾滋病人帶來武漢擾亂民心的人臉上也升起了難以理解的疑雲。 ５月１０日中午，桂教授帶著幫手去給艾滋病患者搬家，親自幫他們搬床，拿被褥，每個人都累得滿頭大汗。五名患者或拿著桂教授給他們買的一次性用品，或惶惶不安地收起剛剛晾在外面的衣服，一個個如同無助的孩子一樣沉默地緊跟在桂教授身後朝桂教授家走去。 桂希恩教授家住的是三室兩廳，平時倒也寬敞，但忽然來了五名不速之客，且個個都是重症在身的患者，加之五人來自三個不同的家庭，房間一下子就不夠用了。為了解決臨時居住危機，桂教授只好把自己的臥室也騰出來讓給“客人”們住，自己隨便搭個地鋪湊合睡幾宿再說。 安頓好住宿後，桂教授又給這些客人們講起了生活科普知識，大到電視、電話、冰箱等家用電器怎樣收聽開關，小到衛生間的抽水馬桶怎樣使用，這些來自豫南貧窮地區的普通農民，樣樣都感到新鮮好奇，對於桂教授循循善誘的講解，客人們聽得津津有味。 “桂教授，您忙了大半天了，也歇會兒吧！”見老教授忙裡忙外累得滿頭大汗，“客人”們說。 “累是累，但心裡愉快。”　桂教授對他的“客人”說，“你們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客人，更是我的朋友，這兒就是你們的家了。” 艾滋病人住進桂教授的家裡後，外面的壓力沒有絲毫減輕的跡象。對於從來沒有接觸過艾滋病人的普通群眾來說，心理上產生恐懼和驚慌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中南醫院甚至醫院傳染科的醫護人員，沒有具體接觸艾滋病病例之前，對艾滋病一樣存在心理恐懼感。 病人要抽血怎麼辦？這可是最容易出現問題的關鍵環節，桂教授乾脆就在自己家裡為五名艾滋病患者抽取血樣。事後桂教授也認為這是違規行為，但迫於無奈，只有這樣了。 有些問題個人的力量實在無法解決，比如胸透和Ｂ超。桂希恩教授只好跟醫院上上下下聯絡和解釋，說服工作有了成效，五名艾滋病患者終於在醫院作了胸透和Ｂ超。 恰好在這段時間妻子出差在外，照顧這些“客人”日常生活的擔子全壓在桂教授一人身上。 每天早晨不到６點，桂教授就起床開始為“客人”們弄早點。 五名“客人”起床、洗漱、吃過早點後，就開始看電視，到１１點便開始接受抽血檢驗，有時還得呆在家裡，接受新聞媒體的採訪。 自從五名艾滋病患者住進了桂希恩教授家裡之後，刺耳的責怪和無端的非難少了，但一些議論卻仍然存在。 一天下午，桂希恩教授去教學時，路上碰見鄰樓的一位同事。那同事笑了笑，說：“哎呀！你怎麼帶艾滋病人住在家裡，害得我們一晚上都睡不著覺。” 桂教授只好抱歉地笑了笑：“實在對不起了。” 幾名艾滋病人想都沒有想到，他們得的這病，就是在文樓，也會受到難以想象的歧視，但到了堂堂醫學教授家裡，卻受到了朋友一般的尊重，這樣的事情真是天下罕見啊！ 幾天的緊張工作，桂希恩教授為五名艾滋病人做完了全面檢測，檢測的情況詳細記錄在案，根據這些檢查結果，桂希恩教授又為病人們制定了一個治療方案，供他們在後期治療時參考。 就要離開武漢了，桂希恩教授突然記起什麼似的對他的“客人”說：“哦，差點兒忘了，我說過帶你們去遊東湖，還沒有兌現呢！” 第二天，桂希恩教授專門抽出時間來，陪著五名艾滋病人遊覽了東湖，了卻了一樁心願。 ５月１３日上午９時４０分，武漢市漢口火車站人頭攢動，桂希恩教授親自把他邀請來的幾名“客人”送上列車。 臨分手時，幾名艾滋病患者不約而同地淚如雨下。 就在臨上車之前，前來送行的武漢新聞媒體還對幾名艾滋病人作了專訪，一名艾滋病人噙著熱淚對記者說：“桂教授是個大好人，我們村裡的人都把他叫做白求恩。” 另一位艾滋病人更是萬分感動地對記者說，他們從河南到武漢來去的路費、生活費和醫療費都是桂希恩教授支付的，臨行前，每個家庭還得到了桂教授資助的４００元錢！ 桂希恩——白求恩，這就是人民對桂希恩教授的最高獎賞。 “五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