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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軍（皇家陸軍和海軍），全家光榮。不管自己怎麼想，大家都隨大流，像每次一樣，最後得到報應的是日本。 然而，當新兵到達團部新兵營，開始他們第一次訓練時，所有誇耀、鼓舞雲消霧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兇蠻的軍士，對交到他們手上的人，不由分說，上來就抽耳光、拳打腳踢，為讓你俯首帖耳。軍官團的紀律實施也一樣。一名高階軍官當眾打下級軍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飯。這不過是把人變兇狠、變成一名“皇軍”的計劃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榮譽都呼叫出來，迅即服務於一部巨大的、舉國一致的宣傳機器。依照傳統，武士們是以自我犧牲而獲得聲望的。《軍人敕諭》《軍人敕諭》：明治15年（1882年）明治天皇給軍人的詔諭，由山縣有朋、西周起草，除宣揚忠禮勇信等傳統封建武德外，透過強調“朕以汝等為股肱，汝等以朕為首腦”，把軍隊與趨於自由民主主義的社會隔絕開來，而直接置於天皇的統帥之下。明文寫道，“獲得此等榮譽重於泰山，肉身之死則輕於鴻毛”。正是這樣的訓練製造出了神風特攻隊飛行員和“人體炸彈”。士兵被教導說，被俘是他們和他們家庭的恥辱。如果沒有戰死在戰場，自決是彌補失敗唯一的榮譽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裡的一天，裕仁天皇來到靖國神社，一所為祭奠日本戰死的亡靈而建在東京九段坂的宏偉神道道場。在那裡，神官以尖細的嗓音誦讀祝禱詞，超度亡靈。死者的家人和親屬聚在一處行祭奠式。當時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時報》對那個場面作了如下描述： 像神一樣進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們）已成為帝國守護神。他們不再是凡人。他們已經變成帝國的棟樑。當他們在靖國神社享受祭祀時，既沒有軍階，也沒有其他標識物。無論將軍還是士兵，都不再是軍人，而是一根根樑柱。正因為他們已經成了國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體民眾的祭奠。 支援這類祭典的，是日本軍官團對“日本精神”的篤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須浸透在這樣的精神之中。有人斷言，軍隊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於不敗之地。在差不多長達四分之一的世紀，整個國家全體民眾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尋常的。 當日本士兵，也即這整套宣傳的物件，開始行動後，就像一隻注滿了情感情緒的壓力鍋。所有曾壓到他頭上的兇殘和傷害，都將向敵人發洩。正是這一點造成了日本軍人——從高階軍官到他們的下屬——施加於戰俘的暴行。他們隨意的、想都不想就徑直髮洩的兇殘，在一代代西方人眼裡，集中體現在巴丹半島（菲律賓呂宋島西部，二戰戰場之一）敢死隊的野蠻以及緬甸鐵路的恐怖裡。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經常受到帝國大本營的鼓勵。 毫無疑問，許多日本人對這類野蠻的軍國主義表現順從是出於不得已，但幾乎沒有人反抗。少數人，無論是###者還是所謂“另類”，在日本社會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戰時鼓譟中，想要站出來，就更艱難、更不同尋常。許多士兵——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在日記裡記錄下他們遭遇。但對軍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諱莫如深，因為在1930年代，言論管制幾乎無所不在。 當然也有軍官儘自己之所能來減輕這類恐怖。他們的好處一直為滿懷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發表在這裡的信所說的。在軍國主義的外罩下邊，人的尊嚴在日本軍隊裡也並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顯不受歡迎。 軍隊徵召系統覆蓋全國，幾乎無所不能。適齡者常常被召集兩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國或二戰其他戰場服役，生活條件壞到無法言說。但依舊有些人，穿過漫長的歲月，溫暖地回憶起戰鬥中建立的袍澤情誼。有些人心懷恐怖地回想起對他們的灌輸，儘量把此類景象從自己腦海裡驅趕出去——這也是為什麼對這段日子的回憶來得這麼遲。 到戰爭結束時，有些日本人開始講述他們的經歷。從大岡�昇平的�《野火》開門見山的講述，到山本七平大岡昇平：1909年生人，昭和19年（1934年）應徵入伍，在南太平洋作戰，被美軍俘虜，根據自己的經歷著有《俘虜記》、《野火》等戰爭文學作品。山本七平：1921年生人，參加菲律賓作戰，根據自己的經歷著有《我是一個日本兵》、《下級軍官眼中的帝國陸軍》等。的作品中細�膩的心理�分析，日本戰爭機器的恐怖最後終於呈現於光天化日�之下。　�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這類事情還是決意被忘掉。確實，日本這些年來，似乎瀰漫著一種懷舊情緒，對過去戰爭期間模糊記憶的懷念。但這種懷舊下面的，是一個民族的情感 應激：戰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對此大家都沒有異議。但我們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