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頁)

微的官僚。雖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標誌依舊披掛在身，他們實際上已將伊藤博文寫進《憲法》的原則踩在腳下——那不過是皇上“昭示”給民眾的一紙文書而已。政府公務員認為，自己是天皇的僕從，而不是日本民眾的公僕。在國會政治領袖的背後，一批封建官僚不動聲色但目標堅定地拼搏著，反對給民眾過多的自由。至於他們的理論根據，則是隻有他們自己知道的所謂“造福大眾”。 還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極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處：一支龐大的警察機構、專橫保守的資本家，他們之上則是日本陸軍與海軍軍官團。這一指向集權、獨裁主義的反動勢力，在以農業人口為主體、本來已經過於馴良、一心只願謙卑地趨奉權勢的社會里　，獲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實現男子###的1925年，《治安維持法》出臺。這部法案給警察處置所謂“煽動”或“不敬”罪行以極大的權力——無論確有其事還是捕風捉影。他們從當時“規行矩步的大多數”一邊獲得廣泛支援。具有保守傾向的人總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虛無”面前大驚失色，也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識分子的離經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這個案子裡，傑出的社會主義者（後來轉向安那琪主義）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處死刑，罪名是企圖刺殺明治天皇，屬於一個雖然沒有組織，但非常狂熱的圖謀的一部分。工會活動招致反感，乃至大蕭條時期的嚴酷鎮壓。 1927年的倒退之後，是1929和1930年更嚴峻的經濟困局——其實正是搖擺不定的歐洲和美國經濟形勢的反映。作為一個貿易主導型國家，日本可悲地不經摺騰：世界經濟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經濟大蕭條的泥淖，鄉村破產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領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樣的自由派領導人。“大正自由民權時代”（以裕仁的父親、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難以為繼。 新保守派橫行無忌的原因之一，是憤懣的少壯派軍官組織的形成。他們大多出身窮困農家，對城裡人無止境的燈紅酒綠忿忿不平，對黨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圖恨得咬牙。和他們的德國同齡人一樣，這些人是國家社會主義者：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民主主義。與納粹極為相似的一點是，他們期望以軍事擴張的方式解決日本的經濟問題。在國內，他們發起了一個宣傳與恐怖運動，其特徵是政治暗殺。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熱份子刺殺身亡的。緊隨其後的，是一個接一個的軍事陰謀。 這時，明治維新黑暗的一面表現出來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們曾有意識地將天皇置於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種意味上，他們盡力效仿俾斯麥德國的有限民主——在那裡，獨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項關於“對皇室和民族傳統全民尊崇”的籲請，給那批年輕軍官的狂熱行徑提供了上好的偽裝。緊隨他們的，是貧困和騷動的農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在南滿鐵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條溝製造了爆炸，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這個地方本屬中國，但根據一則長期協議，正由日本軍隊佔據。在隨後的兩年間，日軍佔領了中國東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語重新定名的“滿洲國”。軍國主義的30年代開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謂“偶發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兩次政治暗殺。1932年5月15日，一群陸軍和海軍低階軍官殺害了首相犬養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領導人。1936年的所謂“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預謀軍事政變，造成多名內閣大臣的死亡。最後在天皇直接命令下，為近衛師團所鎮壓。（英譯者注）的威懾，文官走得比右翼還遠。 對此曾作出抗爭的知識分子分佈於廣泛的政治譜系：從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到像矢內原忠雄那樣的自由派。他們這時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強權的壓迫。反之，大資本家們迅速領悟到，對中國東北的佔領，是獲得原料供應絕好的機會。在他們看來，那片被征服的大陸，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正如大約75年前英國以類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時所聲稱的一樣。咚咚的鼓聲和清脆的喇叭聲，讓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時忘了他們的憂煩。 進入30年代以來，年復一年，明治維新一個關鍵的缺陷變得愈加明顯：陸軍與海軍將領們只須向天皇、而無須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門述職。實際上，如果陸軍和海軍不派出現役的將軍、元帥出任政府的陸海兩相，內閣根本就組不起來。籍著這一特權，高階將校懷著對憤世疾俗的少壯軍官的同情與諒解，開始扭轉民主潮流。 “昭和維新”的軍國主義者——昭和是裕仁時代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