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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譭棄這臺通訊裝置,並衝入敵陣。”這是我遠方的戰友送過來的最後一條資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但每天交談。當我結束與所有有關站點的聯絡之後,覺得一陣輕鬆。那時天尚未破曉。 通訊兵幾乎沒有作戰裝備,每人只有一柄匕首,戰鬥能力極弱。我不知道他們如何去戰鬥,而他們今天的命運何嘗不是我們明天的命運?我們認真地考慮起如何拚殺,如何犧牲的事來。 兩個月之後,我們拜領了終戰大詔。 齋藤光造 65歲 退休 名取市   
馬尼拉姑娘的信念�
昭和19年5月,我接到命令,作為病員轉移到一家設在馬尼拉城裡的醫院。這家醫院只接收轉院病人,我們都知道,或遲或早,我們會脫掉白色病員服,重返前線。 每間病房都有一名責任護士,是當地人。他們都是忠於職守的人。我是病員中軍階最低的一名士兵,依照吩咐幫著送飯和乾點別的雜事。 在到達這所醫院大約5天后,我感覺到護士中的一位似乎很喜歡我。在我們目光相遇、在我測量體溫手碰手的時候,我感到我們之間情感的交流。這感情日復一日地增長,大約兩週之後,別人都出院了,只剩下一名重傷員和我,新病員第二天才來。這天午睡時間,她也不顧別人會不會聽見,和我搭話。我的心因為狂喜而跳著,也回答了她。然後,她環顧四周,見沒有人注意,開始告訴我日本軍事佔領之後的境況。 再也沒有自由了,物資匱乏,生活困窘,憲兵粗暴殘忍,對日本兵的仇恨。最後,她衝動地斷言說:“麥克阿瑟一定會回來救我們。”但我是這些可恨的日本兵當中的一員呀,我覺得血氣翻湧,嘴唇哆嗦,狠狠地盯著她的眼睛。如果不是有命令絕對禁止,我是會一拳把她打倒的。 “你也一樣恨我麼?”我厲聲問。她緩緩地搖了搖頭,眼中含著淚說,“堀口,你不一樣。你是一個好人,你不會去殺人。”我只覺得頭上像是捱了重重的一擊。我平靜下來,把她的話儲存在心底,沒有告訴過一個人。如果讓當官的發現了,那後果誰都知道——嚴厲懲處。 10天后,我也復員出院了。 她的勇氣,她堅定的信念,她對祖國的愛,她忘我的精神力量,當我戰後回國接觸一些年輕的日本婦女以後,才有了真正的理解。 如果她沒什麼病痛,現在差不多也有65歲了。她告訴她叫“尼娜”,不知是真名還是假名。 堀口逸郎 71歲 退休 相模原市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我們輸掉的,還有資訊與教育�
昭和20年9月之後,我在馬尼拉郊區的美軍戰俘營裡又呆了一年零四個月。這段時間,我給安排到美軍�I&E�(情報與教育)部門工作。我驚奇地發現,在一所大庫房裡堆積大量各種亞洲語言簡裝本會話讀本。日語那一卷共184頁,書名為《日語句型》,美國陸軍部1944年2月發行。 在這本書裡,戰時日常用語分為四欄:英語,日語發音,日語羅馬注音,日語假名。會話例句和單詞選擇精當,讓我又吃了一驚的是,列於首位的詞竟是“救命”。緊隨其後的,是“我迷路了”,“我是一個美國人”,“請帶我離開”,“請給我食物(水)”。 另一卷是《什麼是戰爭罪行》,1944年8月出版。在這一卷裡,以例項描述在二戰期間,軸心國家犯下的違反戰爭法令和種種慣例的行為。例如,它特別指出德國軍方如何違反日內瓦協議,在前線殺害了一箇中隊的波蘭士兵。 上刻“南京之役殺107人”字樣的日本軍刀。� 在這份協議中,有“特別禁止對已經放下武器、並無條件投降的敵方士兵殺戮與傷害”(戰爭條款,第23款)。 與此相反,在日本軍方的軍事教育中,敵方語言被嚴格禁絕,而只有“鬼畜英美”之類的句子。沒有人告訴我們什麼是國際法,對於“戰爭罪行”,我們連概念都沒有。從頭至尾教給我們的,只有一邊倒的《戰陣訓》:被敵生擒,死有餘辜,切不可為。 如果我們能像美國軍隊一樣得到人道的資訊和教育,就不會有47萬人在菲律賓陣亡和365名BC級戰犯的巨大犧牲。 佐藤喜德 68歲 退休教師 菲律賓圖書館館長 大分市   
在內格羅島的死戰�
這是菲律賓的內格羅島。昭和20年3月29日黎明時分,美軍主力登陸。我們第102師團步兵77旅團獨立步兵354大隊在東太郎山(後來美軍重新命名為多蘭高地)1100米處擔任守衛。 美軍空中與地面的猛烈轟擊,已經把建在枝叉濃密的灌木叢中的宿營地燒焦,燒得像是光禿禿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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