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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表現得像日本淑女，不要使自己蒙羞。今晚，朝鮮人有可能騷亂。” 太陽落山了，電燈一盞盞亮起來。母親、妹妹和我換上乾淨內衣和褲子，跪坐在一張鋪在地板上的毯子上。母親把一個白紙包按在我的手心裡——那是我們團長分給每個人的。“危急關頭，就把它吞下去。”母親說。 旁邊一位曾當過護士的太太忙碌著。她取出幾個針筒，安上針頭，噝地擠出一點藥水……嬰兒連哭都沒哭一聲，安安靜靜地和父母一起去了。這藥水是氰化鉀呀！我那時雖然還是個孩子，但也知道一包下去命就沒了。我想活，不願就這麼死掉，不甘心死在這樣的地方。我要跑！我的全身都在喊叫：逃出去！逃出去！四十年了，那種對即將來臨的死亡的恐懼依舊無法從心頭抹去。 後來，那位日本小學的校長說他願意為我們所有的人負責，被幾名前來攻擊學校的青年帶走了，被關進監獄受盡折磨而死。不惜犧牲自己救下了我們的老校長，身穿和服便裝的身姿和那飄然的風度，全都烙在了我的記憶裡。 當我已經成年，面對困難而抱怨不已的時候，母親總這樣說：“努力幹吧，再難也沒難到要你立刻去死。”是啊，比起“八·一五”那個晚上，如今碰上的難處真是不值一提。我一下子心平氣和了。 宮本和代 51歲 行政書記 四日市市   
逃出通化�
我們全家五口乘坐難民火車離開了通化：在南滿鐵路當醫生的丈夫，正念三年級的大兒子，正發著高燒的4歲的二兒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小兒子。 那通知——“三十分鐘之內在通化車站集合”——是突然下達的。雖說為了應付危機，我早把東西收拾好了，心理上也早有準備，可事到臨頭，依然心煩意亂。我急急忙忙地給孩子穿上一層又一層衣服，雖然是八月，還是罩上了冬天的衣服。所有的尿布和奶粉，只要能裝上，都帶上走。小兒子卷在棉被裡，背在背上。顧不上還坐在陶製的煤爐上的燉鍋，我們朝車站跑去，趕在發車前的一刻上去了。 在車廂裡，我看見日本乘警把中國列車員一槍打死，往外一扔了事。車窗全部關上，也不許開燈。八月的天氣熱得無法形容，何況我們穿著冬天衣服悶在車廂裡。孩子死了，就往窗外一扔，一個接一個。每到車站，旅客的行李就要遭一次劫，我們的行李就這麼越搶越少。我把一些紙幣放到娃娃的尿布外層，因為尿溼了沒的換，錢上印的字都模糊了，變成廢紙一團。 在四平，我們得到允許在南滿鐵路單身員工的宿舍裡住了一個星期，婦女和孩子不許出去。因為沒法洗尿布，我只能把髒尿布晾乾了再用，硬邦邦臭哄哄的也顧不得了。 幾個月後到達奉天的時候，我們已是兩手空空。住在空蕩蕩的南滿鐵路員工宿舍裡，這兒被叫作“難民一號”。正是嚴冬，沒有取暖裝置，只借到一些被褥，每天白天就放到露天晾曬，好吸一點太陽的熱力。在奉天，我好幾次看見女人賣自己的孩子，討價還價，想盡量多賣幾個錢。 我那生病的孩子就死在這裡。我們折了屋子裡的一口木箱，又砍了幾段鐵路枕木，把他小屍身在鐵軌旁邊燒化了。整整七個月，從離開通化後就沒有澡洗。身上全是蝨子，臭得像乞丐一樣。 村上綾女 76歲 家庭主婦 福岡市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女神降臨人世�
戰爭結束的時候，我正在舊滿洲的錦州市。我丈夫是在東滿退役的，他隔著鐵絲網抵抗來搶劫的暴民，終於保住了我們的房子。他高興地說：“嘿，這回可立了一等軍功啊。”但是，銀行和郵局已經被暴民搶了，我們已經不能取錢。手裡沒有現款，我們不得不在街上鋪一床草蓆，把家裡零星東西擺在上邊賣。日本人和中國人擺的攤子混在一起。 五六個中國人圍了過來，盯著我們的東西看。一個人伸出手，抓起一塊手錶就跑。我本不敢吱聲，卻不由自主地喊起來：“有人搶東西！”站在一邊看著的四、五個人一把揪住我丈夫，開始打他。 弄不好他就得死在他們拳頭底下，我尖聲叫“救命”，但沒有一個日本人過來幫我們。我知道，這些人也得留著一條命。他們那時做的一切，都是為能回日本老家。為了妻子兒女，他們是絕不會捲進別人的麻煩裡。 就在這時，有人大聲喊了一句什麼。這事發生得很突然，我沒聽見喊的是什麼，但那幫圍打我丈夫的人突然放手，散到人群裡去了。一位穿著中式藍布大褂老婦人正看著我，臉上帶著笑。她一頭白髮，裹著小腳，嘴裡只剩下不多的幾顆黃牙。就是她救了我們。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到這老婦人面前，喃喃地說“�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