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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且屢屢表示親善，日本當局一下子便把眼睛盯住了他，希望從他手中謀取尚未到手的權益。

1916年10月，力主支援張作霖的寺內正毅上臺組閣。寺內認為：前任大隈重信內閣，採取赤裸裸的侵華手段，蠻橫干涉中國內政，製造復辟叛亂，不僅毫無成效，反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感。所以他決定採取較為隱蔽的手段來侵略中國：對北京政府，以大借款的方式攫取中國權益；對東北，決定支援張作霖“統一東北”，以推行日本的“大滿蒙主義”。

張作霖得知寺內上臺，非常高興。他對自己的日本顧問菊池武夫說：“我對日本在滿蒙有特殊地位一點十分了解，對日本開發滿蒙一事亦抱歡迎態度。”“現在中國南北衝突，我力欲避開投入政爭之漩渦，只想一意與日本相互提攜，維持東三省及東蒙的安寧秩序，以動心致力於開發。請閣下把我這些意見轉達貴國總理。”日本新內閣內務大臣後藤新平，根據自己在1916年6月至9月對東北的兩次政治考察，對張作霖分析到：“張在滿州有一種特別的地位，他並無特別官曆，也與中央政府無密切因緣。其心中唯有權勢利慾，別無何等經綸。且他知道日本在滿州有絕大權力，知背日本不利，順日本有益。如果吾國利用有這種特殊地位和這種思想的張作霖，那麼，滿蒙之事，日本皆可以橫行無阻了。”所以後藤也主張支援張作霖。

日本人卻小瞧了這東北王，而東北王正在刷弄著日本人。張作霖是土匪出身，故而他在秉持大權之後，處事外交亦免不了有土匪的風格。他與日本人親熱的目的完全是為了藉日本以自重。完全從自己的利慾出發。所以張作霖的對日外交絕無一定之規，也無具體之策，更不願與外交當局研究對待辦法。因此，遇有中日交涉事件，只憑他個人的意見，隨時應付應付，如果有利用日本的必要，便不惜任何犧牲，允諾日本的條件。一挨事過境遷，感到對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損時，便予堅不承認或者藉故拖延，不肯履行諾言。他這種作法，日本人大為頭痛。領教過幾次之後，日本人再也不認為張作霖出身綠林，頭腦簡單，容易利用了。

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國內的形勢更加複雜。當時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皖兩系軍閥，矛盾重重。皖系首領段祺瑞藉“參戰督辦”的身份，憑仗手中握有的“邊防軍”和謀士徐樹錚所操縱的“安福國會”，把持著北京政府的實權，擴張其勢力。皖系的蠻橫擅權，引起了直系首領曹錕、吳佩孚的強烈反對，而皖系勢力的擴張，也引起了張作霖的不滿。於是，1920年3月，張作霖借辦壽的名義，在瀋陽召集直、蘇、贛、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舉行秘密會議。4月上旬，曹錕在保定假借追悼直軍陣亡將士的名義，又一次召集八省代表秘密會議，組成了八省反皖聯盟。

皖系亦不示弱，段祺瑞急從庫倫召回徐樹錚。皖直情勢已達劍拔弩張的境地。6月19日，張作霖應總統徐世昌的邀請，打著“調停時局”的招牌，帶著兩營衛兵，開到北京。表面上，張作霖以“和事佬”姿態，奔走於直皖之間，貌似公允，但實際上卻與直系曹錕暗通一氣，並親往保定與直系曹錕會談。透過張作霖的“調停”，於7月初徐世昌罷免了皖系徐樹錚的西北籌邊使等官職。這一切，引起了徐樹錚對張作霖的憤恨。

徐樹錚早就偵知張作霖與直系在暗中勾結，但卻佯裝不知。7月7日，徐樹錚假借段祺瑞的名義，邀請張作霖到段的依據團河會晤，欲乘機捕殺。但段祺瑞考慮到張作霖過去曾經和他聯合，支援他反對直系，不願對張作霖暗下毒手。這天夜晚，張作霖如約來晤。在會晤席上，張作霖看破了徐樹錚的暗殺計劃，明白事情不妙，便要段祺瑞親自送出，急馳而去。徐樹錚一看一計不成，又擬令廊坊駐軍截擊。張作霖得到靳雲鵬密報，連夜微服乘貨車赴津，脫卻此一劫難。到了奉天，張作霖一走下火車，便長舒了一口氣，說道：“我又回來了。”頗為自己能再還奉天而慶幸。

張作霖遁回老巢，再不願帶那“和事佬”的面具了。他致電徐世昌和段祺瑞，揚言將以“武力調停”。隨即派出七萬大軍進入榆關，集結于軍糧城、北倉一帶。7月12日，直皖戰爭正式爆發，兩軍激戰於涿州、高牌店、玻璃河等地。奉軍便在東路掩護直軍。結果皖軍大敗，段祺瑞不得已而自請免除本兼各職。這樣，直奉兩系便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張作霖也藉此把勢力伸出關外，擴充套件到察哈爾、熱河和綏遠等地，佔據著京、津要地。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節制察哈爾、熱河和綏遠三特區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