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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發”（即“內閣奉上諭”，張之於宮門鈔）；而屬“廷寄”，即“軍機大臣字寄某某”，屬保密的，不可以公開刊佈。雖說當時的廷寄經常外傳，也無密可保，但在制度上仍可以抓抓小辮子。

康有為用孔子紀年，乃仿效基督教用基督誕生紀年。這是“康學”的主要特徵之一，康於此也表現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圖。張之洞與康有為之間最重要的學術分歧乃在於此。然以當時的政治觀念而言，奉正朔用紀年當屬政治表態，立教會更有謀反之嫌，康此時雖絕無與清朝決裂之意，但此舉必引來許多不利議論。此在康似尚屬理念，在張則是政治。

就在《強學報》第一號刊發之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康有為發電給張之洞：

“聞還鎮舊楚，為之短氣。欲來相視，適病未能。母壽當歸，朔前必行。局事粗定，捐者漸至。章條、報紙寄呈，稍乏書局書，乞公留意提倡。明歲見公於漢上。為。”

第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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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鎮舊楚”，指張之洞回湖廣總督本任，劉坤一回兩江總督原任之事，康對此不滿，稱為“短氣”。“欲來相視”，指從上海赴南京，康又自稱生病。“局事”指上海強學會，當時亦稱強學局、強學總局；“捐者”為強學會捐款者，除張之洞外，當時另有鄒凌瀚、陸元鼎、黃遵憲、朱祖榮、孫鏘等人；“章條”指《上海強學會章程》；“報紙”即《強學報》第一號。康表示因“母壽”即將回廣東，並稱明年再到武昌去見張之洞。在這份電報中，康顯示了那種傲視權貴的派頭，他本來是汪康年未到達之前的代理，此時執意先將事情一做到底，隨即便告辭再會。他也知道與張之間矛盾已深，沒有再提廣東強學會之事。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強學報》的第二號出版，該號僅4張7版，載文《毀淫祠以尊孔子議》、《變法當知本源說》、《論回部諸國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必先修法度說》、《論中國之敗壞於老氏、楊氏之學》，並刊出《強學報正誤》，改正第一號中的錯字。而《強學報》的第三號，當時已刊印，因奉到電令，而未派發。今不存世。

張之洞與康有為的決裂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1896年1月18日），張之洞發電武昌汪康年，“請速來寧，商強學會事。切盼。”此時張似仍準備以汪代康。然幾天之後，情況大變。十二月初八日（1896年1月22日），黃紹箕從南京趕赴上海，準備與康有為相談；然康已於初五日離開上海回粵，為其母親祝壽。黃紹箕不得已於十二月初九日致信康有為：

“報紙二葉已誦訖。首列孔子卒後年月日，此為學西法，仍未畢肖，則責以違國制，已無可辭。於事實無絲毫之益，而於吾黨恐有邱山之損。推尊孔子諸論，執事可著書，不必入報。前議章程略及之，覆電亦既允從之矣。廷寄之件，止可雲得之傳聞。今直書某日軍機字寄云云，一似有所受之者。家君在都每聞人述時政，自詡為秘密訊息，輒深惡之，況此竟列入會報，將來果有秘密訊息，亦誰復肯以告我，以重其逼近漏洩之咎乎？至於報中全不翻譯西報，並不譯列中事，而但發空言，與局刊章程顯然不符。執事術學，素所欽仰，豈敢妄議高深，惟既在同會之列，即有共主之權。家君系老病乞退之身，素性耿介，不能隨人俯仰，又豈肯違心曲從，重累斯會，兼以累執事乎？已告局中停報勿出，並議暫廢此會，日內當即有公函奉達”

“報紙二葉”，當指《強學報》第一、二號。“家君”，黃紹箕之父黃體芳，曾在“同人公啟”中列名。黃紹箕的指責，共有三點，一是孔子紀年，二是發表廷寄，三是《強學報》上的文章為“發空言”。他指出“推尊孔子諸論，執事可著書，不必入報”，即康有為個人的學術見解，可以自行刻書，不應刊行於以多人名義發行的公眾報刊。這也是張之洞的一貫主張。而“前議章程略及之，覆電亦既允從之矣”一句，似又說明此事先前有討論，康有為也在覆電中表示“允從”。黃紹箕雖然用了“家君”的名義，但所表達的，卻是張之洞的意思。“停報勿出”、“暫廢此會”、“公函奉達”等語，表示張已決定停報廢會。《穗石閒人讀梁節庵太史駁叛犯逆書書後》對此亦稱：

“詎料康到滬後，任意出報發議，絕不商量，太史與黃公屢書爭之，且詆之。最可駭者，不以大清紀年而以孔子紀年，名為尊聖，實則輕慢。太史與黃公深惡之。即日停報。自是與康不合。”

第8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