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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了完全妥協的態度。然張之洞卻未與梁啟超細加計較，直接去交手，而是於九月十六日（10月11日）發電陳寶箴、黃遵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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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節，

“《時務報》第四十冊，梁卓如所作《知恥學會敘》，內有放巢流彘一語，太悖謬，閱者人人驚駭，恐遭大禍。陵寢蹂躪四字亦不實。第一段越惟無恥云云，語意亦有妨礙。若經言官指摘，恐有不測，《時務報》從此禁絕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冊千萬勿送”

上海的《時務報》刊文、在上海的梁啟超作文，張之洞卻發電湖南長沙，實際上是想用黃遵憲來約束梁啟超。張當然聽說了黃與梁的關係，可能也聽說了湖南官紳已聘梁來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陳寶箴、黃遵憲對此立即回電。黃遵憲回電稱：

“既囑將此冊停派，並一面電卓如改換，或別作刊誤，設法補救，如此不動聲色，亦可消弭無形卓如此種悖謬之語，若在從前，誠如憲諭，恐招大禍。前過滬時，以報論過縱，詆譭者多，已請龍積之專管編輯，力設限制，惟梁作非龍所能約束。八月初旬此間官紳具聘延卓如來學堂總教，關聘到滬，而卓如來鄂，參差相左，現覆電催從速來湘，所作報文，憲當隨時檢閱，以仰副憲臺厚意。”

“憲當隨時檢閱”一語，也承擔其中的連帶責任。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黃又發電：“四十號《時務報》抽撤兩頁，如常分派，即電報館通行，鄂省可否照此辦法？憲稟。”在此之後，康有為的學生徐勤在《時務報》上的文字，也得罪了張之洞。

光緒二十三年秋，在黃遵憲等人的操辦下，梁啟超離開上海，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在此前後，《時務報》館中的康有為各弟子亦陸續離開。由此可見，汪康年、梁啟超之爭中的第一個回合，以汪勝梁敗為結局。

雖說在第一個回合的紛爭中，張之洞在梁、汪兩人之間稍偏於汪，但仍是很不明顯的。張的這種態度，不僅是私人關係的遠近，也有學術觀念與政治立場間的差異。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汪康年到長沙，梁啟超於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致信汪康年稱：

“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擠、侮弄、謠諑、挖酷南海先生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於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畫！然而弟猶靦然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責弟，有意見誠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辭，則弟辭；非弟辭，則兄辭耳。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請兄即與諸君子商定，下一斷語，或願辭，或不願辭，於廿五前後與弟一電（梅福裡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願辭，弟即接辦。並非弟用私人阻撓，此間已千辛萬苦，求人往接辦，必不用康館人也。如兄不願辭，弟即告辭，再行設法另辦此事。”

梁啟超此信是攤牌，以迫汪康年辭職。然汪至此仍不肯交出《時務報》，在其背後已有張之洞之撐腰。梁啟超隨後離開長沙進京參加會試，《時務報》完全由汪控制，另聘鄭孝胥為主筆。汪又在武昌宣稱：“梁卓如欲借《時務報》行康教”。這正是張之洞及其一派最為擔心者。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清朝駐日公使裕庚致函總理衙門，稱：“孫文久未離日本，在日本開中西大同學校，專與《時務報》館諸人通。”而汪康年恰於光緒二十三年冬有日本東京一行。康有為、梁啟超欲將此歸咎於汪。黃遵憲出面發電讓汪康年交出《時務報》，梁鼎芬則出頭致電湖南與黃相抗。時在張之洞幕中的陳慶年，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日（1898年5月10日）日記稱：

“聞康長素弟子欲攘奪《時務報》館，以倡康學。黃公度廉訪復約多人，電逐汪穰卿，悍狠已極。梁節庵獨出為魯仲連，電達湘中，詞氣壯厲，其肝膽不可及也。”

第56節，

四月初一日日記又稱：

“聞節庵說，黃公度覆電，以路遠不及商量為詞，且誣汪入孫文叛黨。其實公度欲匈挾湘人以行康學，汪始附終離，故群起攘臂”

而在閏三月二十一日，陳慶年致信汪康年：

“聞報館之事，群起攘臂，殊堪駭異。梁公節庵獨出為魯仲連，電告湘中，詞氣壯厲，幸如所囑，堅持無動，鬼神之情狀，聖人知之，何足畏哉！”

陳慶年的話，表明了張之洞一派的集體態度。他們此時與康有為一派不僅是學說上的分離，而且已在政治上對立，汪康年又一次度過了危機。梁鼎芬之所以能“出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