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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修改，《瀋陽市關於城鎮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破產倒閉處理試行規定》終於完成起草工作，並被送到市政府常務擴大會上進行討論。

當時反對的聲音不僅很多、還很強烈。“社會主義沒有這個先例。這可是原則問題。”“制定這樣的法規，是否符合我國法典？”“現在改革措施還不配套，社會的方方面面能否接受？債務能否得到妥善處理？職工心理能否承受得了？”……在激烈的討論之後，這份在中國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檔案下發了。（葉健：《國企破產解政策“救生衣”完美謝幕》，2006年9月30日《遼寧日報》）

此舉在當地卻引起了“八級地震”：在宣佈破產的大會上，臺上臺下一片哭聲；有人甚至在工廠的門口掛起了白色小花圈，工人見到幹部就圍攻：“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企業，怎麼還能破產呢？”人們對破產不理解、不適應，只好抱怨。

1996年，瀋陽一家中型企業在大會上宣告破產時，同第一家破產企業的情形截然不同，臺上臺下不再是一片哭聲，而是變成了陣陣掌聲。儘管仍有不少職工對破產不那麼情願，但是大家都弄明白了一個道理：沒有破產，也就不會有新生，如同人類的新陳代謝，有生有死才能使生命之樹常青。

溫州“抬會”會主的妻子被債主在光天化日下輪姦

1986年，溫州發生的“抬會”風波，讓人們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後資本市場的原始粗暴，讓人們初步看到民間資本在刀尖上起舞后的血腥。

1986年，溫州，在以鄭樂芬為代表的一批“會主”的主持下，一種被稱為“抬會”的民間信貸交易正在這片土地上激情上演。

所謂“抬會”就是出資人將自己的閒散資金交給會主，由會主負責放貸，出資人每月可得到一筆利息，而會主則從中抽取提成。誘人的投資，高額的回報，讓抬會的會主成了鄉親眼中的財神。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溫州模式的興起，私營企業遍地開花，而他們對資金的需求卻始終無法滿足。1984年，收發室工人方培林在蒼南辦起了新中國第一傢俬人銀行——“方興錢莊”，第二天就被當地政府查封。私人業主無法從國有銀行獲得資金支援，又不能開辦民間錢莊，民間資本只好轉入地下。抬會風波正是這種時代大背景下發生的悲劇。

民間“抬會”達到瘋狂的程度，老百姓掛在嘴邊的不再是“吃飯了沒有？”而是“集資了沒有？”

從1985年到1987年初，溫州有30萬人捲入抬會風波，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這筆資金成為當地私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資金動力。可是，由於其運作缺乏法律的保護和規範，純粹靠鄉親間的個人信用保證，一旦到了經濟快速成長和資金供求失衡的時候，就會土崩瓦解。

1986年春，抬會的資金鍊出現斷裂跡象，隨後，整個體系如多米諾骨牌般瞬間倒塌。還不了錢的會主挾款潛逃，被騙的人們瘋狂地討債、報復，金錢狂潮失去控制後的溫州，出現了種種慘象：

憤怒的人們用竹籤刺入“人質”的手指尖，要他們交待會主的下落；

沒有來得及逃走的會主的妻子，被20多個債主在光天化日下輪姦；

數百名債主把會主的漂亮樓房化成焦土；

平陽縣一個陰暗的倉庫裡，一個透過“抬會”撈了十幾萬元的人被嚴刑拷打，最後被憤怒的人放蛇活活咬死……

樂清縣海嶼鄉上百間房屋被搗毀，門窗被砸，室內桌椅箱子鍋灶無一不七零八碎，洗劫一空，全村百餘戶家庭逃在外面，留下的300餘婦女兒童被五花大綁受盡摧殘……

自從溫州地區出現“抬會”這個怪物以後，不少小學校被迫停課，原因是學生常常在路上被討債的當人質抓走。蒼南縣有幾十個討債的人拿出炸藥包趕到樂清縣樂東鄉的三個會主家中，逼迫會主交出錢來，平陽縣鰲江鎮數百名婦女多次舉行遊行，並步行幾十裡到縣城示威。

在那次颱風式的金錢遊戲中，溫州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傾家蕩產。（楊繼繩著《鄧小平時代》21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1991年，鄭樂芬等人以投機倒把罪被執行槍決。

“抬會風波”使剛剛萌芽的私營企業對資金的渴望擺上了檯面。

夏時制：把時針向前撥快１小時

夏時制這樣的舶來品，在1986年的中國開始實施。有著“聞雞起舞”光榮傳統的中國人，經過好長時間的不習慣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