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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夠保持獨立性。

伯南克的戰場伯南克的美聯儲如今強大而獨立的美聯儲以前可不是這樣。最近兩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和格林斯潘——都是積極的反通脹鬥士。不過，他們的前任，阿瑟·伯恩斯（1970—1978在任）和威廉·米勒（1978—1979在任），曾放任通貨膨脹率上升到了兩位數（參見圖3—1）。伯恩斯入主美聯儲時，人們對他非常信任，不過在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伯恩斯把高通脹歸罪於各種各樣的理由或藉口，例如，財政赤字，強大的工會或商品價格上漲等，唯獨沒有提到自己制定的貨幣政策可能有問題。在1972年總統大選前夕，伯恩斯還故意放鬆了貨幣政策。儘管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種行為確實是受到了政治勢力的影響，但是他與尼克松的競選團隊一直關係密切。這件事始終被視為美聯儲發展歷史上的小汙點。同樣的，威廉·米勒也不勝任。在他擔任美聯儲主席的18個月裡，通貨膨脹率也達到了兩位數。

為什麼這麼多經濟學家都贊成保持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一直以來美聯儲都遭遇了哪些政治壓力？眼下伯南克會受到哪些壓力？他的個人前途會怎樣？帶著這些問題，讓我們來了解一下中央銀行的政治經濟學。

煙霧彈　美聯儲溝通策略的演變

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不僅美聯儲受到的政治壓力變得越來越小，而且美聯儲與公眾的溝通機制也在不斷髮生變化。過去，美聯儲的溝通方式被形象的比喻成　“放煙霧彈”：美聯儲主席故意把將要執行的政策或經濟預測結果說得含含糊糊。不過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全球多家主要中央銀行都開始提出“禁菸”的提議。正如下面我要講到的，良好的溝通與不斷減少的政治壓力之間存在著良性迴圈：政治勢力施壓的減少使得美聯儲可以更加公開地宣佈它將執行怎樣的政策；同時，良好的溝通可以提高社會公眾對美聯儲的信任程度。儘管不情願，但格林斯潘也加入到了這場無聲的革命當中。

放煙霧彈，或者說得更積極一點，“建設性模糊”成為中央銀行的行為規範至少已經有一個多世紀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哥·諾曼（Montague　Norman）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中央銀行行長。當別人問道他依據什麼理由做出決策時，他的回答是，“我不需要給出理由，我靠直覺判斷。”

大西洋的另一邊也有類似的傳統。英格蘭銀行現任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有一次問保羅·沃爾克他對新任央行行長有什麼忠告，沃爾克的回答是“保持神秘性”。每當美聯儲遭遇到強大而不公平的政治壓力時，沃爾克總是一邊抽著雪茄，一邊向國會議員闡述長篇大論。他的發言總是艱澀複雜而又難懂，其實是故意而為之的。“他會使得充滿敵意的質問者越來越深地陷入到貨幣政策的理論迷宮中，直到參議員完全暈頭轉向。”1980年，一位國會議員在聽證會上向沃爾克提問後評價說，“在戰爭時期，你一定會是個堅貞不屈的戰俘，因為你什麼都不會告訴敵人。”沃爾克和其他理事的說話方式也是“小心措辭，儘可能地使用乾巴巴的經濟學術語，技術性的言論幾乎沒有什麼可引用的價值。他們的發言使用的修飾語只有專家才能解讀。”（我只希望這本書能夠打破這種無效率的溝通方式！）

伯南克的戰場伯南克的美聯儲當然，這種傳統在保羅·沃爾克就任美聯儲主席之前早就存在。格林斯潘的導師阿瑟·伯恩斯於1970—1978年間擔任美聯儲主席，他也愛好抽菸，不過他喜歡抽菸鬥而非雪茄。在伯恩斯就任美聯儲主席之前，美聯儲一直按照五年保密期的原則定時公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副本，社會公眾可從中詳細瞭解美聯儲的決策過程。不過，伯恩斯當政以後擔心按照新資訊自由法案的規定，會議記錄的保密期將會縮短，這意味著對外公佈的速度將要加快，於是乾脆不再儲存會議記錄的副本。

建設性模糊策略1987年格林斯潘成為美聯儲主席，他繼承了“建設性模糊”這一傳統。在對他過分讚美的傳記中，伍德沃德用“散文般優美的語言和句子”指出，“格林斯潘早就意識到含糊的重要性，尤其是當你自己的結論和觀點本身就不清楚或是還不太適合披露的時候。”伍德沃德的結論是：“言語措辭十分小心，句子中一大堆含義模糊的詞語和限定，這便於格林斯潘迅速撇清，不承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

格林斯潘喜歡猜謎語的方式，不喜歡直來直去。曾擔任美聯儲理事的勞倫斯·梅耶（Laurence　Me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