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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打包帶回家。”

王石不是富豪，卻從來不是一個缺錢的人，因為不缺，他對金錢從來沒有那麼強烈的慾望。王石出生在一個幹部的家庭，在家庭收入上，雖然兄弟姐妹甚多，但在那個物質不豐富、需求不多、貧富差距不大的年代，王石一家的生活雖然不富裕，卻從來沒有貧困的日子；到了部隊，更和金錢隔得遠了。所以王石從小並沒有金錢的概念，財富對他來說，是一個遙遠社會的事物，他的生活裡，沒有金錢帶來的煩惱或快樂，他的理想、目標也都與金錢沒有什麼瓜葛。也許在廣州的生活是一個典型例子：在廣州時，因為和妻子的工資都不太高，又有女兒，錢的確不寬裕，有時還要靠岳父岳母接濟一些，一家三口在岳父母家吃飯，但還是沒有什麼存款。在去深圳時，王石的存款數基本是零，但也沒有任何生活之虞。

雖然不是每一個出身殷實人家的人都對金錢有免疫力，但起碼在王石身上是這樣，我們或許可以視之為他對金錢的態度的緣由之一。

不過，一個在不缺錢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也有可能培養成“小富即安”的心態，由此放棄了奮鬥，但王石顯然沒有陶醉在安樂窩中——雖然他完全有條件這麼做。他儘管不缺錢、對財富抵制，但毋庸置疑，他有十足的賺錢能力。萬科公司脫胎於深圳市特區發展公司，雖然起點不低，但王石純粹是白手起家，並且把萬科經營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中，最大的行業——房地產行業最成功的機構”（張五常語），的確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並且，難得的是，萬科的勝利，是技術層面的勝利，而沒有任何投機的成分，萬科的成功在於它的管理、它的人才、它的產品，這些都是硬碰硬的元素，是可以打持久戰的公司。王石憑藉這樣的“資本”，儘可以獲得極大的社會財富，並且他可以是合法地獲得。然而王石的姿態是：我可以，但我放棄。他的賺錢能力，顯然已經超越了為個人謀取利益的階段，而成為他個人價值的一個符號，而這個符號，他貢獻出來給了公司：到目前為止，萬科已經連續贏利15年，作為上市公司，它的贏利，回到了萬科員工和股民手中，而王石手中，沒有任何股份可言。

王石有賺錢的能力，當然也有賺錢的慾望，儘管這個慾望不是為了自己把錢攥在手裡。他的賺錢能力已經超越了個人需求，而變成為公司、為更多的人賺錢，這種賺錢成功後的快樂，顯然比把錢放在自己腰包裡更讓他感到愉快。

1988年，萬科進行股份制改造，發行4　100萬股，其中萬科職工股應得的股票約500萬，其中10％允許量化到個人名下，其餘由集體持有，王石個人的股份佔整個股份的萬分之一點六九，但王石說了一句：“我放棄。”另外還有一個傳言甚囂塵上，那就是當年股改還有一個方案是王石可以持股40％，但他依然選擇放棄。——多少並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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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這個人》：金錢（2）

在他的《道路與夢想》一書裡，王石這麼解釋自己放棄個人股份的舉動：

一、社會價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社會也向來有仇富心態。個人突然有了錢，會把自己擺在一個極其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像我如此愛出風頭，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如果很有錢，弄不好會惹來殺身之禍。名利之間只能選擇一項，或默不作聲地賺錢，或兩袖清風實現一番事業，我選擇後者。

二、討嫌暴發戶形象。少年時代閱讀了雨果、巴爾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亞的作品，反感暴發戶。當發現自己有可能成為這一類人時，自然採取迴避。

三、家族沒有掌管財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從來沒有回去過，股改過程中，專門翻閱了家鄉堂弟郵寄來的族譜，上溯20代，農民世家，沒有一代成為地主的，我沒信心對錢財妥善處置，傳統農民有了錢做什麼呢？修祠堂，娶小老婆，賭博。

……

然後他寫到，當放棄個人股份時，太太開他的玩笑：“什麼時候能住上別墅啊？”王石回答說：“別墅會住上的，但太早住進去會不安寧。”

王石從此成了一個地道的職業經理人，也就徹底和“富豪”這兩個字絕緣。如果縱向看王石個人的經歷，對他這樣的選擇能找到很多理由，但如果橫向來看，對比同一代企業家，王石此舉確有可圈可點之處。

上世紀80年代的創業者有三種模式：一是在國營背景下創業，二是在國營的背景下幹自己的營生，三是自己創業。王石的創業屬於第一種模式，而當時的一大批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