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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我想看的珍版書。

他也經常帶瓶酒來，有時候也和我們一起下棋，很少在半夜兩三點之前離開。他每次來我總是讓他聊歐洲的事：這是他的“入場券”。我真的被這個話題迷住了，我說起歐洲的事來如數家珍，就好像我親自去過那兒似的（我父親也是這樣，儘管他從來沒有離開紐約，可他談起倫敦、柏林、漢堡、布萊梅、羅馬，就好像他一生都住在國外）。

一天晚上，烏瑞克帶來一張很大的巴黎地圖（the　Metro　Map）。我們都跟到地上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裡流連忘返，去逛圖書館、博物館、大教堂、花攤、屠宰場、公墓、妓院、車站、小風笛，等等。第二天我滿腦子仍是歐洲，我是說我不能再上班了。這是我的一個老習慣，什麼時候高興就請一天假。我一直非常喜歡這種偷來的休息日，這意味著可以睡到任何時候才起床，穿著睡衣消磨時光，聽聽錄音機，或是鑽進書裡，到碼頭散步，然後吃頓豐盛的午餐，再去看日場電影。一場好看的輕歌舞劇是我最喜歡的，整個下午我會笑破肚皮的。有時候，過了幾天這樣偷來的休息日，回去上班好像更難了。說實話，就是不可能，莫娜會給老闆打電話告訴他我的感冒更重了，而他總會說，“讓他在床上再躺幾天，好好照顧他！”

“我想這次他們會識破你的。”莫娜會說。

“他們會，親愛的。只不過因為我太出色了。他們離開我就玩不轉了。”我接著叮囑道：

“千萬別去開門，這就行了，不然就跟他們說我去看病了。”

這幾天過得好極了，簡直太棒了。我已經對我的工作沒興趣了。我腦子裡只想開始寫作。在辦公室裡我幹得越來越少，變得越來越懶散。只有那些有疑問的申請人我才接待一下。其餘的事都交給我的助手去做。我經常借去下面的分公司檢查工作為名離開辦公室，我會給市中心的一兩個分公司打電話——只是為了找幾個證人——然後就溜進一家電影院。看完電影我會順路去找另一個分公司的經理，再向總部彙報，然後就回家。有時候我整個下午都泡在一個畫廊或是四十二街的圖書館裡。

有時我會打電話叫上烏瑞克一起去舞廳玩玩。我生病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請假的時間也越來越長。這樣發展下去肯定要壞事的。

莫娜鼓勵我的這種“不法行為”。她從來就不喜歡我這個人事部經理的角色。

“你應該寫作。”她會說。“好啊，”我會反駁說，心裡暗自高興要挑起一場爭吵以緩和這種意識。“好啊！可我們靠什麼生活？”

“這事讓我來想好了！”

“可我們不能永遠靠騙人的錢過日子。”

“騙？我借錢的那些人根本不把這當回事兒，他們還得感謝我呢。”

我無法理解她的想法，不過我會讓步。我畢竟提不出什麼更好的解決辦法。為了結束這場爭吵我總會說：“好吧，我還沒辭職。”

這些偷來的休息日我們時常是在紐約第二大道渡過的。在那個街區我有很多朋友，當然都是猶太人，而且大部分窮困潦倒，不過都是些快樂的夥伴。在巴巴莫斯克維茨吃過飯後我們就去皇家咖啡廳坐坐，在這裡你肯定能發現你想找的人。

一天晚上，我們在這條大道上漫步，我正要從一個書店的櫥窗向裡瞧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照片常年掛在這個櫥窗裡——阿瑟·雷蒙德的一個老朋友過來同我們打招呼。內厄姆·尤德。他是個矮個子，脾氣暴躁，他用依地語寫作。他的臉就像一個大鐵錘。你見過一次就永遠不會忘記的。他說話又快又不清楚，好像一個字一個字地蹦出來的。他不僅說話像放鞭炮，而且還流口水。他的口音，簡直難聽死了，不過他的微笑十分動人——就像傑克·約翰遜。這使他的臉變成了一種傑克——燈塔式的扭曲。

我每次見到他時他總是興高采烈的，總像是剛剛發現了什麼了不起的、聞所未聞的東西。他在傾吐心聲的時候總要給你洗一次淋浴，免費的。不過他的話還值得聽。從他的門牙裡四濺出來的唾沫星子同淋浴的效果差不多，有時候還夾帶著幾粒苦蒿的種子。

他一把搶過我腋下夾的書，大聲說：“你在看什麼書？啊，哈姆森。好！是個出色的作家。”他甚至還沒說“你好”。“我們必須找個地方坐下來聊聊，你打算去哪兒？你吃飯了嗎？我餓了。”

“請原諒，”我說，“我想去看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撇下他站在那兒激動地手舞足蹈地同莫娜說話。我獨自站在陀氏的肖像前，像以往許多次一樣審視著他那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