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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我以前的東西一件都沒留下？”回答總是：“別再想它了！”她站在柵欄邊和我說再見時，總不忘記發出最後的警告：“你不覺得應該放棄寫作，找個工作嗎？你已經不再年輕了，你知道，恐怕等不到成名，你已經變成老頭子了。”

我總會為自己沒能讓他們過上快樂的一晚而深感懊悔。在去高架火車站的路上，我必須經過託尼·馬雷拉從前的家。他父親依舊經營著那個臨街的鞋鋪，託尼就是在這間小茅屋裡長大的。歷久的鋪面沒有絲毫變化，只有託尼變了，跟上了時代的發展。我敢肯定他依舊用義大利語和他的父母說話，依舊在問候他父親時親切地吻他，依舊用他微薄的收入支撐著這個家，但家裡的氣氛卻已完全不似從前。當託尼的父母看到他們的兒子取得的成功時，該是怎樣的一種狂喜啊！當託尼發表他的精彩演說時，他們聽不懂一個字，但是他們知道他說的是對的，他做的任何一件事在他們看來都是對的；他的的確確是個好兒子。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他會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好總統。

回憶這些往事的時候，我又想起了從前媽媽是怎樣說起我爸爸的，怎樣說起他是他父母親的驕傲和幸福，而我卻是他們的苦惱，我給他們帶來的只有問題。可是，誰又能說得準呢？也許有一天結果會證明我沒有錯，也許有一天我會一舉改變一切，我會證明給他們看我並不是徹底的無可造就，但是在什麼時候，又怎樣去證明呢？

E

春意盎然、陽光明媚的一天，我們來到第二大道。銅版詩的生意已進入收尾階段，暫時也還沒有什麼新的計劃。在來第二大道之前，我們已去東區轉過一圈，但一無所獲。我們在暖和的陽光下已走了很久，又累又渴，想著怎樣才能不花錢就弄到一杯冷飲。經過一家糖果店時，我們看到誘人的冷飲櫃，便不約而同地決定進去喝點兒什麼，然後假裝錢給弄丟了。

店主是那種樸實、友好的猶太人。他親自接待了我們，熱情、周到得彷彿我們是天外來客。我們慢慢地呷著飲料，同他聊這聊那，拖延時間好讓這令他傷心的訊息變得容易接受點兒。看到我們對他這麼尊重，他也似乎很是欣慰。該走了，我全身上下亂摸了一氣，沒找到一點兒零錢，便高聲地叫莫娜看看她手提包裡有沒有錢，說我一定把錢落在家裡了。她當然一個硬幣也掏不出來。我向店主建議說若可以的話，我們下次路過這裡時再付錢。店主相當平靜地看過我們的表演，和藹地說我們願意的話就忘掉這碼事好了。之後禮貌地詢問我們從城裡的哪個地方來。我們驚訝地發現他對我們住的那條街十分熟悉。這時候他邀請我們再喝些飲料，還請我們吃可口的糕點。很明顯他很想對我們有更多的瞭解，既然我們不會因此而失去什麼，我決定向他坦白。

那麼我們是身無分文了？他已猜到我們身無分文，但我們的坦白仍讓他很吃驚。

我們兩人這麼聰明，又能講一口漂亮的英語，而且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在紐約這樣的城市竟然沒法謀生。我當然假裝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自然會接受，同時我也暗示我要找到工作很不容易，因為除了寫點東西之外什麼都幹不了，說完我又補充道，很可能連寫點東西我都寫不好。他告訴我們，他現在早住在帕克大道了。他的經歷，其實很平常。大約八年前他來到美國，口袋裡僅有幾個美元。緊接著他在佛蒙特的一家大理石採石場幹活，那可是艱苦的工作，但它使他有了一筆幾百美元的積蓄。用這些錢他買了些雜貨，裝進一隻大袋子，開始沿街叫賣。很短的時間內（聽起來就像霍雷肖·阿爾傑所寫的故事一樣）他添置了一輛手推車，很快又添了輛馬車。他一心想到紐約來，渴望在這兒開傢什麼商店。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賣進口糖果很賺錢。於是他想方設法，弄到了各種各樣的外國糖果，每種還都用漂亮的小盒子裝著。他很詳細地解釋了他怎樣挨家挨戶地兜售這些糖果，正是從我們住的哥倫比亞高地開始的。他乾得很棒，雖然只會說幾句蹩腳的英語。還不到一年他就攢夠了開商店的錢，他說，美國人“愛吃”進口糖果，他們也不在乎價錢。這時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起各種各樣牌子糖果的價格，又告訴我們每盒可以獲利多少。

最後他說：“我都能做了，你們怎麼會不行？”說完就找了個旅行包，往裡裝了滿滿一包進口糖果，說是賒給我們，只要我們願意試試。

他這麼熱心，這麼想幫我們重新站穩腳跟，我們根本無法推辭，只好看著他給我們裝包，接過他給我們的坐車錢。便道別了。回家的路上，我激動得無法自己，心裡充滿了希望。明天早晨，一切重新開始，就從我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