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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在希爾斯代爾讀完三年級，就申請在喬治·H·W·布什的白宮做實習生。希爾斯代爾學院與里根和布什政府的關係緊密，我支援他們的總統競選活動。幾個月前，我捐出人生第一筆政治獻金：給共和黨國會委員會捐贈15000美元，這筆錢來自我父母很早之前給我購買股票的投資收益。

與此同時，瓊從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畢業，也在華盛頓特區給一家非營利性基金會和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我們一有空閒就待在一起，很快我就墜入愛河，但是也以同樣的速度對國家政治失去了興趣。我來到國家首都，滿懷期望地把這裡當做為國無私奉獻的堡壘。在我的家鄉，里根政府被稱頌為遠見與奉獻精神的勝利。這證明政府可以成為世界上為善的力量——透過支援創新和創業的國內政策，以及推行美國的外交政策來實現。可是在華盛頓我卻發現，職業政客和尸位素餐的官僚的存在純粹是在為自身謀求最大的利益——包括那些在政府身居高位的政客們。

我在當時被稱作老行政辦公樓的公眾聯絡處辦公室工作，那是一座裝飾華麗的第二帝國時代風格的宮殿，白宮大部分工作人員都在那裡辦公。公眾聯絡辦公室是普通百姓給白宮提供反饋的一個主要途徑——而我自己對這一屆政府也有些看法。沒過多久，我逐漸感到，布什總統在和有些人討價還價，這些人想削弱婚姻的神聖性，用預算妥協來提高稅收，並推動將給國內各大僱主增加不合理費用的環保政策。我知道我可能有點固執任性。我向來直言不諱，這為我贏得了一次去白宮西樓的機會。白宮辦公廳副主任安德魯·卡德聽說了我對這屆政府的不滿，就訓斥了我一頓。

這是我與高階政府官員的唯一一次見面，持續了大約五分鐘，我在白宮的實習生涯僅在5個月之後就匆匆結束了。不過幸運的是，一天晚上我與朋友們打保齡球的時候遇到了眾議員達納·羅拉巴克（DanaRohrabacher）。

現在是羅拉巴克作為南加州第48選區眾議員的第13個任期。1988年羅拉巴克首次當選眾議員，此前是里根總統的特別助理，當他的演講稿高階撰寫人之一達七年之久。在白宮，羅拉巴克在制定總統的“經濟權利法案”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該法案支援政府對自由市場採取很少的干預。他也協助打造了“里根主義”，這項激進的軍事政策公開支援反共活動。“自由不是少數被選中者的特權，”里根在1985年的國情諮文中指出，“自由是上帝所有孩子們的普遍權利。”這些話讓我深受鼓舞。當羅拉巴克提出讓我給他當實習生時，我立刻抓住這個向他學習的機會。而引領我踏入下一段冒險征程的則是羅拉巴克的一位工作人員保羅·貝朗茲（PaulBehrends）。

第一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8）

貝朗茲當時是海軍陸戰隊預備役少校——2005年他以中校軍銜退休——參與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調查任務。他對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特別感興趣，我倆很容易就找到聊天的話題。我還注意到他每天午餐時就溜出辦公室，閉口不談去哪裡了。後來我才得知他是去參加彌撒。貝朗茲在我皈依天主教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影響。

1991年3月，我跟隨他訪問薩格勒布，見到了克羅埃西亞的領導人，他們討論了脫離由塞族主導、共產主義統治的薩拉熱窩的計劃。我記得自己參觀了城裡的一家大醫院，看到了一排排受傷的克羅埃西亞人。

之後那個月裡，我陪同貝朗茲前往尼加拉瓜，調查關於在該國發現大屠殺地點的報道。尼加拉瓜人權協會認為丹尼爾·奧特加一直在謀殺民間的持不同政見者。奧特加1979年領導的軍事組織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然後他就上臺掌權。在首都馬那瓜，我們不得不甩掉一個來自桑地諾陣線開著蘇制拉達車盯梢的人。出城向北驅車一個半小時，我們在農民的引領下來到一處偏僻的延綿起伏的山坡——那裡有令人髮指的證據。我們看見幾十具農民的遺體。他們手腕被綁，頭部中槍，都被扔進坑裡。我現在都還記得那些碎骨頭，一堆堆破碎的頭骨在地上瞪著我。

我從尼加拉瓜回國八天之後，瓊和我就站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聖瑪麗天主教堂的聖壇前。那年我21歲，瓊23歲。我們所有的親友都出席了婚禮。準備婚禮最忙的那段時間，我在國外倒是省心，對此瓊可能有點不滿。儘管如此，我倆都為能在1991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