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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帶入了一個由歐洲主導的全球體系中。所有這些趨勢的融合，標誌著人類組織發生了質變。從那時起，現代性的影響力開始遍及全球，人們追求現代性的慾望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並認為自己是現代的——從服飾和命名方式，到懷錶、雨傘等個人物品——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歐洲和北美，甚至連亞洲和非洲國家的精英群體也深受影響，當然，普通民眾所受影響不大（日本除外）。

從那時到現在，現代性程序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過去的標準，1780~1840年的英國工業革命，速度已經相當驚人；但是對比後來的例子尤其是亞洲四小龍的發展速度來評價的話，它其實極其緩慢。相繼發生的每一次經濟騰飛，其速度都是越來越快，伴隨著現代性程序的城市化過程和農業就業機會的急劇減少的速度也在不斷地加快。儘管在人們關於後現代性的爭論中，歐洲表達了自己對於現代性的疑慮，但是從全球視角來看，現代性程序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它席捲了整個亞洲大陸，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園——對現代性的看似永無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們當今時代的支配力量，實際上，這種追求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相比，歐洲對未來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麼明朗，但是美國卻依然在慌忙地致力於探索進步和未來，如果有人想了解“擁抱未來”在實踐中的真意，那麼最好的地方莫過於中國。

歐洲是現代性的誕生地。1750年之後的兩個多世紀裡，歐洲現代性的觸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體制、價值觀、宗教、語言、意識形態、習俗和軍隊，給世界其他地區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現代性和歐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經融為一體，難以想象沒有對方的情形：它們似乎是一對同義詞。然而，儘管現代性孕育於歐洲，卻沒有沾染上歐洲的內在特性：除了在這裡誕生，它同歐洲以及歐洲文化之間，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聯絡。過去半個世紀中，隨著現代性在東亞國家的紮根，它吸取了歐洲現代性（確切地說應該是西方現代性）的經驗。然而，東亞現代性並非歐洲現代性的簡單翻版，它極具特色，其體制、習俗、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都是根植於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將探討現代性是如何與歐洲（廣泛地說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滅的聯絡，而東亞國家又正在如何突破這種聯絡。

第一章　西方的興起（1）

“美國成功地建立了一種世界體系，它是當之無愧的霸權國，同時也秉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蘇聯解體之後，這種體系發展得愈加成熟，中國也逐步參與了進來。”

到19世紀中葉，尤其是1839~1842年鴉片戰爭中英國入侵中國的事實，生動地說明歐洲對東亞國家的優勢已經明顯確立。但是這種優勢是何時開始的？人們會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時期。持這種想法，部分原因在於明朝之後——特別是產生多項發明創造的宋朝滅亡之後，中國在創新方面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對於清朝，歷史學家大衛·蘭德斯（D*id　Landes）認為：“在科技領域，中國變得越來越遲鈍，它故步自封，無意創新。”所以，他認為：“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歐洲將中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一方面，與過去的輝煌歷史相比，中國對自己的現狀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時期的歐洲卻正在活力四射地穩步增長。大約從1400年開始，部分歐洲地區就開始顯示出穩步的經濟增長趨勢，同時文藝復興的醞釀為後來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不過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這些發展的意義可能被所謂的“後見之明”誇大了：當時人們都認為，由於歐洲19世紀初葉就獲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級統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期，其實不然。於是，出現了一種並不流行的認識，有些人認為歐洲獲得對中國的領先地位以及中國自身的衰落，都比實際情況發生得更早一些。

認為1800年歐洲輕鬆地領先於中國和日本的觀點，日益受到歷史學家們的質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1600年後的東亞並沒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後來300年的時間裡，還出現了勞動密集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增長，被稱做“東亞奇蹟”——他稱之為“勤勞革命”，這種經濟成就完全可以與後來工業化程序中出現的“歐洲奇蹟”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維新以前，日本農業表現出很強的創新能力，農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產力的大幅提高，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了支援。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18世紀晚期，中國的市場顯然比歐洲的更加先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