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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給了野求。野求本來能說會道，乘機會誇讚了金三爺幾句，金三爺的紅臉上發了光。乘著點酒意，他坦白的告訴了野求：“我從前看不起你，現在我看你並不壞！”這樣，他們成了朋友。

假若金三爺能這樣容易的原諒了野求，那就很不難想到，他也會很容易原諒了日本人的。他，除了對於房產的買與賣，沒有什麼富裕的知識。對於處世作人，他不大知道其中的絕對的是與非，而只憑感情去瞎碰。誰是他的朋友，誰就“是”；誰不是他朋友，誰就“非”。一旦他為朋友動了感情，他敢去和任何人交戰。他幫助錢親家去打大赤包與冠曉荷，便是個好例子。同樣的，錢親家是被日本人毒打過，所以他也恨日本人，假若錢默吟能老和他在一塊兒，他大概就會永遠恨日本人，說不定他也許會殺一兩個日本人，而成為一個義士。不幸，錢先生離開了他。他的心又跳得平穩了。不錯，他還時常的想念錢親家，但是不便因想念親家而也必須想起冠曉荷與日本人。他沒有那個義務。到時候，他經女兒的提醒，他給親家母與女婿燒化紙錢，或因往東城外去而順腳兒看看女婿的墳。這些，他覺得已經夠對得起錢家的了，不能再畫蛇添足的作些什麼特別的事。況且，近來他的生意很好啊。

假若一個最美的女郎往往遭遇到最大的不幸，一個最有名的城也每每受到最大的汙辱。自從日本人攻陷了南京，北平的地位就更往下落了許多。明眼的人已經看出：日本本土假若是天字第一號，朝鮮便是第二號，滿洲第三，蒙古第四，南京第五——可憐的北平，落到了第六！儘管漢奸們拚命的抓住北平，想教北平至少和南京有同樣的份量，可是南京卻好歹的有個“政府”，而北平則始終是華北日軍司令的附屬物。北平的“政府”非但不能向“全國”發號施令，就是它許可權應達到的地方，象河北，河南，山東，山西，也都跟它貌合心離，因為濟南，太原，開封，都各有一個日軍司令。每一個司令是一個軍閥。華北恢復了北伐以前的情形，所不同者，昔日是張宗昌們割據稱王，現在代以日本軍人。華北沒有“政治”，只有軍事佔領。北平的“政府”是個小玩藝兒。因此，日本人在別處打了勝仗，北平本身與北平的四圍，便更遭殃。日本在前線的軍隊既又建了功，北平的駐遣軍司令必然的也要在“後方”發發威。反之，日本人若在別處打了敗仗，北平與它的四圍也還要遭殃，因為駐遣軍司令要向已拴住了的狗再砍幾刀，好遮遮前線失利的醜。總之，日本軍閥若不教他自己的兵多死幾個，若不教已投降的順民時時嚐到槍彈，他便活不下去。殺人是他的“天職”。

因此，北平的房不夠用的了。一方面，日本人象蜂兒搬家似的，一群群的向北平來“採蜜”。另一方面，日本軍隊在北平四圍的屠殺，教鄉民們無法不放棄了家與田園，到北平城裡來避難。到了北平城裡是否就能活命，他們不知道。可是，他們準知道他們的家鄉有多少多少小村小鎮是被敵人燒平屠光了的。

這，可就忙了金三爺。北平的任何生意都沒有起色，而只興旺了金三爺這一行，與沿街打小鼓收買舊貨的。在從前的北平，“住”是不成問題的。北平的人多，房子也多。特別是在北伐成功，政府遷到南京以後，北平幾乎房多於人了。多少多少機關都搬到南京去，隨著機關走的不止是官吏與工友，而且有他們的家眷。象度量衡局，印鑄局等等的機關，在官吏而外，還要帶走許多的技師與工人。同時，象前三門外的各省會館向來是住滿了人——上“京”候差，或找事的閒人。政府南遷，北平成了文化區，這些閒人若仍在會館裡傻等著，便是沒有常識。他們都上了南京，去等候著差事與麵包。同時，那些昔日的軍閥，官僚，政客們，能往南去的，當然去到上海或蘇州，以便接近南京，便於活動；就是那些不便南下的，也要到天津去住；在他們看，只有個市政府與許多男女學生的北平等於空城。這樣，有人若肯一月出三四十元，便能租到一所帶花園的深宅大院，而在大雜院裡，三四十個銅板就是一間屋子的租金，連三等巡警與洋車伕們都不愁沒有地方去住。

現在，房子忽然成了每一個人都須注意的問題。租房住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請另找房吧！那所房也許是全部的租給了日本人，也許是因為日本人要來租賃而房主決定把它出賣。假若與日本人無關，那就必定是房主的親戚或朋友由鄉下逃來，非找個住處不可。這樣一來，租房住的不免人人自危，而有房子的也並不安定——只要院中有間房，那怕是一兩間呢，親戚朋友彷彿就都注意到，不管你有沒有出租的意思。親友而外，還有金三爺這批人呢。他們的眼彷彿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