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部分(第2/4 頁)

在本篇中，我們就拿史書的資料做個輕鬆一點的“遊戲”。

魏收在拓跋鮮卑的國史《魏書》中，對於孝文帝改革漢制之前的鮮卑人名，大多根據姓氏改革的原則進行了修改，也就是使用了所謂的雅名（漢語姓名）。換而言之，在本書中我們所提到的早期鮮卑人的姓名，很多並不是他們的原名，至少在當時，旁人並不是這麼稱呼他們的。

那麼，我們就不免好奇，這些鮮卑人當初的名字是什麼樣子的呢？我們在前文中已經給出了北魏皇帝們的本來名姓，對其他的北魏人物，我們是否能夠還以本來名姓呢？答案是，我們能。

我們手中的第一樣工具是《魏書·官氏志》。這篇志的最後部分介紹了孝文帝改革姓族的制度，並羅列了原鮮卑姓氏所對應的漢姓。這份資料作為我們還原鮮卑人舊名的利器，再合適不過。

《官氏志》之外，我們又有另兩部同時代的正史以為佐證，那就是《宋書》和《南齊書》。《宋書·索虜傳》和《南齊書·魏虜傳》是兩篇足以與《魏書》對照閱讀的傳記，此外，有不少相關傳記也都提到了北魏的鮮卑人名。司馬光在《資治通鑑》的考異中曾經“抱怨”南北兩朝的史書所提人名“名姓全不同”，那是因為他考證的標準非常嚴格；我們則可以把標準放低一點，透過兩相比照，從文字中尋出蛛絲馬跡，然後建立起幾本史書中人名的關聯。

《宋書》中第一次出現（按照年代先後）大量北魏人名的地方，應該是在卷四十八的《朱超石傳》中：

“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為前鋒入河，索虜託跋嗣，姚興之婿也，遣弟黃門郎鵝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託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幹，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

東晉的義熙十二年即公元416年，對應北魏拓跋嗣的泰常元年。我們在《魏書·太宗紀》的泰常元年的記載中找到了相關的文字：

“司馬德宗相劉裕，溯河伐姚泓……詔將軍叔孫建等渡河，耀威滑臺。”

《宋書》一段中出現了四個人名，而《魏書》對應的事件中只有叔孫建一人，我們有辦法把他們對應起來麼？

先來看“黃門郎鵝青”，按照《宋書》記載，此人是拓跋嗣的弟弟，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從弟甚至族弟，那麼這個人就應該也姓拓跋才對。但是在《魏書》的宗室諸王傳中沒有這樣一個身份相符的人，不過在卷三十的列傳中卻有另一個名字幾乎相同的人——娥清。果然，《娥清傳》中也提到了朱超石與北魏軍隊的交鋒：

“劉裕遣將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還。清與長孫道生追之，至河，獲其將楊豐。還，拜給事黃門侍郎。”

不僅事件相符，連官職也完全對應。唯一的出入是，《魏書》中的這個人物姓娥名清，而《宋書》中的這個人物是姓拓跋名鵝青，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在《魏書》本傳的結尾處找到了線索：

“（清）以不急戰，文通奔高麗，檻車徵，黜為門卒。遂卒於家。”

原來娥清在北魏徵討北燕的戰爭中，由於作戰不力，導致北燕君主馮弘（即文通，北魏避獻文帝拓跋弘名諱而稱其字）出逃高麗。娥清因此獲罪受罰，成了門卒，被剝奪了貴族的身份。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很有可能也失去了象徵皇室的“拓跋”姓氏，不得不只稱呼名字。這就是《魏書》本傳中只用娥清（這個“娥”其實也不是鮮卑漢化後的漢姓，《魏書·官氏志》並不見載）來稱呼他的原因。這樣，我們就找出了第一對人名對應關係：《魏書》的娥清對應於《宋書》的拓跋鵝青。為統一寫法，我們採用《魏書》的用字，娥清的原名就是拓跋娥清。

下一個名字是“乙旃眷”，看起來似乎此人姓乙旃，名眷。我們查閱《魏書·官氏志》，知道“（北魏獻帝）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為叔孫氏”。乙旃氏其實原來與拓跋同族，只不過是其叔父一支的後裔，所以在孝文帝改姓時就改成了叔孫。那麼這位乙旃眷就可能是《魏書·太宗紀》中所提到的“將軍叔孫建”了。《魏書·叔孫建傳》中說：

“（叔孫建）為都水使者，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加龍驤將軍。……太宗（拓跋嗣）假（叔孫）建前號安平公。”

爵位也與《宋書》完全對應了。接下來就是這個名字的問題了，是建還是眷呢？依照《廣韻》，建為“居萬切”，眷為“居倦切”，兩字聲母相同，韻母也十分相近，作為一個名字的兩種漢字譯法，完全可以接受。我們在《宋書·索虜傳》中，找到了以下一段記載：

“虜又遣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