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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遷到重慶後，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一直在這裡領導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工作。

陳立夫為了監視周恩來的行動，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巖50號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化龍橋附近分別設立了特務監督哨。

陳立夫交給特務的任務是：記錄這兩處出入人員的姓名、來去時間、所乘汽車及單車牌號等，如遇有陌生的人出入，便進行盯梢、跟蹤，瞭解其姓名、住址、身分，必要時實行逮捕。

陳果夫對這兩處監督哨十分重視，他要求擔任監視的特務一定勤手勤腳勤腦，隨時記錄，隨時整理，逐日彙報到中統局，由局再送他本人過目，他如認為有重要價值的情報，再呈報蔣介石。

這兩處特務監督哨數年如一日，一直進行特務活動，到周恩來離開重慶，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撤銷為止，從未間斷過監視。

不光對中國共產黨，對其他一些親近中共的民主進步人士，二陳也採取過監視行動，如1943年，曾對沈雁冰、薩空了、陳此生等人實行過類似的監督。

在其他地方，中統特務常常是便衣便裝，夾雜在人群中，對廣大人民的言論、行動進行監督，發現有傾向共產黨、不滿當局、進行抗日的人，即行綁架、逮捕，直至暗殺，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常常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莫名其妙地失蹤。

特務政治（3）

“萬千邏卒列街衢，偶語寧辭殺不辜”，這就是當時恐怖的特務政治的真實寫照。

問鼎農行（1）

1940年，對於陳果夫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國民黨黨務的同時，開始插手金融界。

2月，蔣介石致函四聯總處（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聯合辦事處）秘書長徐堪、副秘書長徐柏園，命令銀行發放農貸必須與地方政府及各級黨部合作，提出“此可儘量利用縣的黨政機關之人員使之有事可做，而使黨政機關有積極精神從事工作，不致如過去之消極也。

關於黨方聯絡，可約陳果夫、朱騮先、谷正綱、康澤諸同志參加之，並可以陳果夫同志為四行機構內設計指導負責人之一也。

5月24日，蔣介石再次下令，農貸必須置於國民黨控制之下。

辦理農貸人員應儘量利用國民黨黨員及三青團團員。

各級合作金融及貸放機關主辦人員應切實負責。

蔣介石突然將與金融毫不相干的陳果夫提出來，這對陳果夫來說，無疑是一個好的訊息，說明蔣介石將給陳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陳果夫雖然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經營錢莊，由於開辦證券交易所失敗，飽嘗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決心不再與金錢打交道，但思想深處卻總是“別有一種滋味在心頭”，特別是在辦黨務中，更加體會到金錢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慾望一天甚似一天。

但他卻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錢、人人發財說成是孫中山的思想，他曾說：“我曾經記得總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對同志與民眾演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語：‘恭喜發財’。

為什麼總理也要說這一句話呢？因為總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夠發財。

”同時，陳果夫還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要發展，必須要有強大的資金做後盾，這樣，金融事業的發展就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先導，他說：“金融制度為國家之心臟，心臟衰弱，則身體難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國家基礎亦難以鞏固。

”因此，無論個人的發財也好，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好，都與金融息息相關。

陳果夫更加對金融感興趣，總想以各種辦法進入金融界，以重溫當年在上海辦金融的舊夢。

1927年，陳果夫曾與他原來在上海學德語的老師薛仙舟、葉楚維等三人創辦了江蘇省農民銀行，其宗旨為推行農村合作，調劑農業經濟，但在業務上常與江蘇省銀行發生衝突和矛盾。

1932年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後，以行政上的職權對江蘇省銀行限定了業務範圍，規定該銀行只能以工商業為物件，並更換了該行的總經理。

從此，這家所謂的省銀行再也不敢與江蘇省農民銀行爭鋒，除工商以外的一切業務均為省農民銀行佔有。

江蘇省農民銀行在陳果夫的行政保護下，以徵收農村兩角畝捐為資本，後來又在江北發行流通券，在全省發行倉庫券，而逐漸發展起來，基層分支機構達78處，遍佈全省61個縣，成為江蘇省第一大銀行。

陳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