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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新的局面，他將因此而進一步提高在國民黨內的地位。

於是，陳立夫通知曾養甫儘快作好一切準備，隨時聽命赴延安談判。

7月底，陳濟棠反蔣失敗，宣佈下野，離粵赴歐，蔣介石派員主持廣東，粵事解決，使兩廣事變形勢發生有利於蔣介石的變化，蔣介石趁機壓迫李宗仁、白崇禧，使他們難於支援。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又得意起來，而對國共接觸的步伐又放慢下來，再加具體經辦的曾養甫被任命為廣州市長，陳立夫只好另選他人，並推遲了去延安的日程。

去延安的人選雖然換了，但陳立夫並沒有停止曾養甫打通共產黨關係的工作，為了防止關係中斷，他甚至允許呂振羽隨曾養甫去廣州，以便隨時聯絡。

同時，陳立夫還再次發出邀請，希望中共方面派高層次的代表到南京來談判。

對此，中共方面仍然積極響應，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在給曾養甫的信中表示：“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並提出具體方法為：“尚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等願負全責保兄等安全。

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作為把晤之所。

但弟身外出安全，須貴方代策劃。

”周恩來的回信使陳立夫十分高興，雖然不能預料這次談判會在什麼時候舉行，但他與中共的關係畢竟打通了，國共兩黨之間有了接觸，也有了對話，這是兩黨關係的重大突破。

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一面醞釀派人到延安去談判，一方面也作好準備，迎接中共高階代表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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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1）

就在二陳兄弟翹首以盼周恩來或者中共其他高階領導人到南京來就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問題進行談判的時候，由王明指定的中共代表潘漢年於1936年六七月間從莫斯科回國，抵達香港。

潘漢年到香港後，考慮到在香港與國民黨代表會面不會引起其他方面注意，即寫信給陳果夫，請他派人到香港接談。

陳果夫經與陳立夫商量，即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衝前往香港，會見了潘漢年。

經過交談後，雙方在一些問題上取得共識，然後，他們決定去見二陳兄弟，這樣，潘漢年由張衝陪同，抵達南京。

陳立夫早就看到過鄧文儀從莫斯科寫回的書面報告，他知道潘漢年是王明派回來主持國共談判的，而且知道潘才華橫溢，年輕有為，他極想見見這位共產黨的才子，所以潘漢年到南京後，陳立夫便十分高興地會見了他，並就國共雙方合作抗日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在交談中，陳立夫再次重申了他以前提出的四項條件，他說這是國民黨關於合作的基本意見，希望共產黨能拿出自己的具體辦法，以便雙方進行討論。

同時，陳立夫希望周恩來能到南京來，舉行國共兩黨的高階談判，儘快達成協議。

潘漢年由於剛剛回國，對於以前國共之間的秘密接觸還不甚瞭解，對於國共合作的具體辦法他必須請示中共中央。

於是，潘漢年在與陳立夫會面後，即離開南京，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

中共中央在聽取潘漢年的彙報後，即派潘作為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於1936年9月從陝北來到上海，他攜帶了毛澤東致國民黨一些中樞領導人，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擬定的《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

毛澤東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稱陳果夫為“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並要蔡元培代以致訊，“率爾進言”。

周恩來給陳果夫與陳立夫的信全文如下：　兩先生：分手十年，國難日亟。

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

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

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

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實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

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

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作停戰要求。

今二、四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

敝方現特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