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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儀接到命令後，不敢怠慢，南京也沒回，馬上從新疆啟程赴蘇。

第二年春天，鄧文儀返抵莫斯科。

在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鄧文儀會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雙方進行了懇切的會談。

據鄧文儀回憶：“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後，除積極籌劃開展武官處的工作外，對於莫斯科與中國有關的俄國高階將領，過去曾在中國擔任顧問的人，及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相當聯絡及懇談。

”在談話中，鄧文儀按蔣介石與陳立夫的旨意，向王明提出了三項條件：（一）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其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二）改編中國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因為同日軍作戰必須有統一的指揮；（三）國共兩黨恢復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

秘密談判（2）

鄧文儀還提出，改編後的紅軍可以開到內蒙古前線抗日，或劃給西北部分割槽域作為紅軍的基地。

王明向鄧文儀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鄧文儀表示理解，並告訴王明，蔣介石看到他在共產國際七大上關於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發言和有關文章後，就決定同中共接觸談判。

同時，鄧文儀還提出，國民黨可以派高階領導人到莫斯科來和王明會談。

鄧文儀與王明進行了多次討論，最後，王明認為，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中央都在國內，雙方領導人也都在國內，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

不久，中共代表團指定潘漢年為聯絡人，與鄧文儀會見，並派潘漢年回國，與國民黨代表繼續談判。

當鄧文儀在莫斯科與王明頻繁接觸、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陳立夫在國內也在另闢蹊徑，試圖打通共產黨的關係，他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其親信曾養甫，由曾養甫具體經辦。

曾養甫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鐵道部政務次長。

他接到任務後，深感其艱鉅性。

因為當時國共兩黨還處於敵對狀態，在蘇區，蔣介石調動大軍進行多次“圍剿”，致使紅軍不得不舉行長征，紅軍到達陝北後，蔣介石又親臨西北，派兵重重包圍，欲除之而後快，在這種狀態下，是不能到西北去與共產黨接觸的。

在國統區，由於國民黨的大肆屠殺，共產黨已完全處於地下狀態，平時特務們想抓到一個普通的共產黨都難上加難，現在到哪裡去找到共產黨負責人，與他們接觸呢？他感到找共產黨之難，難於上青天。

曾養甫經過幾天認真考慮後，終於有了辦法，他找來了在他主持的杭州浙贛鐵路理事會擔任秘書的諶小岑，將與共產黨接觸的任務交給了他，並告訴他此事是由陳立夫在主持，陳對此事十分關注，要他儘快完成。

曾養甫為什麼會選擇諶小岑呢？因為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時期曾參加過周恩來領導的覺悟社，且與周恩來有私人關係，曾養甫便認為諶一定還與周恩來保持聯絡，也一定知道中共的行蹤，是能夠找到共產黨的。

其實，諶小岑與周恩來及中共已經完全沒有聯絡了，他接受任務後也毫無辦法，想來想去，他想到了時任北平中國大學教授、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書記的呂振羽，因為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是一個進步組織，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影響很大，諶小岑認為這個組織一定是共產黨所領導的，呂振羽也一定是共產黨員，很可能還是共產黨的什麼官。

因此，諶小岑便根據曾養甫和陳立夫的旨意，於1935年11月給呂振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近年以來，東鄰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龔府’聯姻，方期可以同心協力，共謀對策，以保家財。

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駕南來……”呂振羽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但他與中共北平市委有聯絡，他接信後，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作了彙報，周小舟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先派呂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發動和主持”。

待呂振羽出發後，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於1936年1月專程赴寧與呂振羽商談談判事宜。

為了取得中共中央的支援，2月，中共北方局負責人之一的王世英離開天津，經西安來到山西前線，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了與南京方面接觸的情況，毛、周均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並對王世英作了關於與國民黨談判的指示。

根據這一情況的變化，毛澤東指示中共方面應作出姿態。

5月5日，中國工農紅軍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