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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餘更不能意斷其為健全之行政。

軍事上或有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亦或懸盼此步驟之實現，然餘個人實未敢苟同。

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

是非得失，將付諸異日之公論。

二陳被不輕不重地批評一通，心中自然是不舒服的，以致幾十年後，陳立夫依然耿耿於懷，說“宋美齡畢竟是個女人……她的丈夫處在危險中。

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沒有個人考慮。

蔣夫人沒有參加會議，但是每個人都同情她。

誰不知道政府的強硬危及蔣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誰希望拿蔣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擲呢？沒有。

”但陳立夫當時是不敢這樣說的，他必須慎重對待一切，儘量去迎合蔣介石的心理，去協助蔣解決面臨的難題，以減少蔣介石對他們兄弟的不滿。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即於1937年2月15日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內戰和國共關係問題。

中國共產黨致電大會，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要求國民黨“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的偉大前程”。

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和態度，多少對陳果夫與陳立夫是有觸動的，再加上他們想到西安事變的教訓，所以在三中全會上，二陳的頑固###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

他們站在國民黨民主派一邊，與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鬥爭。

陳立夫主持大會黨務組的討論中，沒有再出現###的言論，在其透過的《推進各省邊區黨務方法》中，也沒有出現“###”、“###”、“清共”、“剿共”等字樣。

在多數國民黨人的努力下，全會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議，提出對外決不簽訂任何損害主權的協定，如果主權蒙受損失超過忍耐限度，則決然出兵抗戰；對內用商榷的途徑而不用武力解決國內政治分歧等等。

這就為實現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開啟了大門。

面對三中全會出現的這種合作抗日的氣氛，陳果夫與陳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們對恢復已經停止了的國共兩黨之間的談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國共攜手（1）

五屆三中全會後，國共兩黨的關係出現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國民黨“使一切形式的國內戰爭基本上是停止了；對民主方面表示相當的擴大，決定修改選舉法，承認在某種條件下開放言論和釋放###”，並且主張和共產黨進行談判。

為了使以前國共間的秘密接觸得到進一步發展，仍然由陳立夫主持兩黨的談判。

陳立夫雖然思想較以前有所進步，希望國共合作儘快形成，但蔣介石卻不肯根本放棄中共必須解除武裝、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方針，陳立夫也不敢在此問題上有太大的鬆動。

1937年2月至3月中旬，國共兩黨在西安舉行談判。

這次談判是蔣介石在西安時就約定的，原訂地點是南京，由於蔣介石在南京扣押張學良，中共中央為安全考慮，沒有讓周恩來去南京，而要求改在西安進行談判。

蔣介石在西安談判中沒有讓陳立夫出面，而是派出軍方人物顧祝同作為國民黨方面代表，後來又增加了軍統方面人物賀衷寒。

由於顧、賀執行蔣介石的指令，堅持對共產黨實行收編，致使談判不能解決實質性的問題，周恩來表示：“這些爭執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問題，不是顧、賀可以解決得了的。

”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建議讓張衝參加，因為共產黨對張沖印象較好，毛澤東曾在給潘漢年的電報中就表示歡迎“張君（張衝）到西安與恩來會商”，如派張衝參加，至少可以改善談判氣氛。

蔣介石同意了陳立夫的建議，增派張衝為談判代表，但在張衝離南京赴西安時，蔣介石向他交待了幾條不可鬆動的原則：第一，共產黨要等憲法公佈後才能公開；第二，特區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相容；第三，紅軍可以改編成三個師九個團。

張衝到西安後，在與周恩來的談判中，嚴守蔣介石指令，不敢越雷池一步，除在一些不涉及原則的問題上有所讓步外，整個談判也無多大進展。

於是，周恩來向顧祝同表示，希望與蔣介石直接談判。

顧祝同等只好贊同，這樣西安談判結束。

由於蔣介石在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