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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大軍“圍剿”的同時，也開始尋找同中共接觸的途徑，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國共兩黨的關係。

陳立夫作為蔣介石的親信，此時已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他對蔣介石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調整國共兩黨關係、中蘇兩國關係的政策是贊成的。

他以前就認為，對共產黨不能完全靠武力的辦法去消滅，應以招安的辦法和軟化的辦法使之就範。

現在大敵當前，用大軍“圍剿”而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這種辦法顯然不是上策。

在國際上，他認為中國與蘇聯接壤，應該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建立共同戰線，就可以抵禦日本的進攻。

因此，陳立夫也主張和共產黨接觸，同蘇聯接觸，在相互接觸中改善關係。

1934年年底，陳果夫與陳立夫接受了蔣介石的命令，要他們主持同蘇聯駐華大使的外交談判，並尋找同中共接觸的契機。

當時，陳果夫還在擔任江蘇省主席，省務繁忙，脫身不得，這項工作實際上是陳立夫一人擔當。

陳立夫接受使命後，即參與了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早期會談。

這種討論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因此會談內容一直沒有對外公佈。

1977年，陳立夫在與一位美國學者交談時，籠統地透露了一些當年會談的內容。

當時，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雖然開始了接觸，實際上還互不信任，各存戒備之心，這種態度也影響了陳立夫和鮑洛莫洛夫的會談。

陳立夫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關鍵時刻，莫斯科之所以願意與南京親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國妥協，與日本攜手合作。

這樣，可能會導致蔣介石答應日軍透過內蒙古直達蘇聯邊境，而當時德國也正從西線窺測蘇聯，那麼，蘇聯將會面臨德日兩線入侵的威脅。

因此，陳立夫在會談中，既表示願意與蘇聯友好，又顯露出有恃無恐的態度。

而鮑格莫洛夫既擔心中國的妥協會導致日軍對蘇聯的進攻，又認為中國國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聯合進攻蘇聯時，對蘇聯不會提供多少軍事幫助。

中蘇改善關係，結成友好聯盟，至多隻是有助於防禦日德的聯合進攻而已，其作用並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