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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男，坤道成女”，《列子·天瑞》：“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形成了男女不同社會地位之“男尊女卑觀念”觀念。

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大道貴陽而賤陰”的陽尊陰卑理論，曰：“天數右陽而不右陰”，並因此形成的社會倫理等級制度，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其應為

這一思想的集大成老，被沿襲了幾千年。

因此，以關羽之武勇，更皆有如毛宗崗評《三國演義》中的三絕，更將關羽列為“義絕”之英雄，是千百年來人們所推崇的道德模範，與其為報曹操“禮之甚厚”之思，在袁紹遣河北名將顏良來攻時，即“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國。”（《三國志·蜀書文·關張馬黃趙傳第六》），其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刺顏良於萬眾之中，義勇之舉，與貂蟬捨身以救國難的巾幗英雄之情懷，確有相同之處。

但貂蟬畢竟為女兒之身，僅以“男尊女卑”之傳統，更兼有貞節觀念中的汙點，實難與武聖人比肩。

【關羽被認為不光彩的行為】

將此二人聯絡在一起的，源自於正史《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引《蜀記》中，一段來歷不名，有些讓人疑惑的記載；“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求救　，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又言：“聯邦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說是無出處，卻有《魏氏春秋》中也有這樣的說法。

另有《獻帝傳》和《華陽國志》等記有同一內容：“（秦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室宋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國，關羽屢請於太祖（曹操），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3）但此處說的是關羽乞娶的是秦宜祿之妻，顯然不是傳說中所說的呂布之妻，更不可能是貂蟬。

然而，此處記載，即為正史，則無疑為許多野史戲曲及傳說，提供了依據。首先就是傳說關羽納貂蟬為妾之說。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關羽欲佔他人之妻的行為，實在有悖於人倫常理，並且，武聖人臉上貼的金，也會因此而被破壞。當然，也有後來者試圖掩飾這一瑕疵，並引證《三國演義》中“曹丕乘亂納甄氏”的故事。

甄氏原是袁紹二兒子袁熙妻室，曹操攻破鄴城，曹丕隨軍開入，先跑到袁家，將甄氏據為已有，此事正史《三國志·文昭甄氏皇后傳》斐注轉引《魏書》中即有記載，甄氏死後被追封為皇后。此外，還有劉備平定益州後也娶了同室劉瑁的寡婦吳氏，以及孫權不僅僅娶了陸尚的寡妻徐天人，而且論親緣關子，這徐夫人還是他的表侄女。

以此可知，這種娶人婦為妻的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並不忌諱。但是，並不忌諱實不能等同於被認可，甚至等同於被推崇的行為，雖然自宋以後，關羽名聲才日漸顯赫，而且這一時代有名的，以至影響後世的宋明理學，“遏人慾而存天理”，有關“一女不侍二夫”的倫理道德觀，對此是不能接受的。

明鄭以偉有《舟中讀〈華陽國志〉》詩曰：“百萬軍中刺將時，不如一劍斬妖姬。何緣更戀俘來婦，陳壽常璩志總私。”此怨及陳壽和常璩存有私怨偏見。中華書局四庫備要本《三國志》之《蜀志》開卷，有清乾隆皇帝的一道上渝，亦是相同觀點：“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隘，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有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由此而有元、明雜劇《關公月下斬貂蟬》，以及清代戲劇舞臺上流行的《斬貂》。

這種情況也許是事實。東漢未年的三國時代至上而下（？）娶他人之妻的做法，以風氣而論，似乎隱略可見原始社會群婚或母系社會一妻多夫之制之遺痕。後世對關羽被認為不光彩的行為的可能，而去責怪《三國志》之作者存有私怨偏見，都不能有很充分的說服力。

且不論“婦人貞潔，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兇也。”（《易傳·象下》）“忠臣不事二群，貞女不更二夫。”（《史記·田卓列傳》）的貞節觀念，於先秦時代已有，並因此而體現出嚴格的父系社會婚姻制度，雖然反過來，讓男子從一而終，會導致凶事，但因此所強調的是夫權的絕對地位。

至西漢，先有董仲仲舒的“三綱論”：“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4）後